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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大学正站在转型的临界点上。

未来要继续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大学，在现实中，过去十余年里安身立命的发展模式遭遇了三重瓶颈的制约：

首先，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很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目前中国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经费的结构中，高校这一块已经占24%左右，已经大大高于各国的平均水平。国务院领导多次明确表态，今后新增的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话语主导下，这一方向有充分的理由得到贯彻和坚持；

第二，银行贷款的渠道已被严控，目前高校欠贷不堪重荷，轮番上市的商业银行基于自身赢利的考虑，已将高校列为“风险客户”，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求清查和控制高校贷款；

第三，继续提高学费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大学年均5000元左右的学费，几乎摸到了中国公众承受能力的“天花板”，面对民怨，相关部门三令五申，严查高校乱收费。

由上可见，支持前一阶段大学迅猛发展的资金渠道几乎都面临着开源无门的窘境。

然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改革是发轫于形势一片大好之中的。危机，正意味着改革的机遇。必须有所创新，才能在上一轮大学发展战略已经步入政策周期尾声之际，开拓出新局面，真正不负大学之名，不负公众对大学之望。

培养一个优秀的学生，需要一个灵活的体制，使得各种资源有效运作和配给。但现状并非如此，大学的主体原本应该是学生，大学以培养优秀学生为主要任务，“以教学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政策口号人们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出于对意识形态和教育等领域的敏感，政府部门对大学统管几十年如一日，口号难免停留于形式，政府部门对大学教育的“六统一”式管理(统一招生、统一收费、统一教材、统一培养、统一考试、统一发证)仍在起作用。

大学改革的小环境无法脱离全国事业性单位改革的大前提而被独自考量。任何方面的放开与准入，都将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渐进过程。

由于行政领域管得过死，不仅学生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大学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往往连大学的教务管理部门都不能洞察其微，何况高居庙堂的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在这种不自主的情况下，更多的像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代理机构，源源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却不理会市场的千变万化。

不合理的经费获得方式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等体制，使得大学无视教育的真正主体——学生，学生的培养在高校运作中趋于边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大学缺乏对自己负责的心态，大学总是围绕上级的意见行事，对培养优秀学生提不起兴趣，着重于眼前利益，甚至出现毕业标准降低、就业率注水这样自毁长城的事情。

我国的大学本身就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大学领导所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前途命运全都掌握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在现行的体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大学领导如何更有效地彰显自己的业绩呢？于是，许多校长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追求短期数量的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官员们热衷的“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何改进我国高校的校长选拔任用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在一所国外的优秀大学里，校长通常首先是一名经营者，其第一任务是拉赞助，第二是挖教师，这二者互有关联。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每年都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募集一定数额的经费，达不到目标就要辞职。其次要拉教师，他要花很多时间了解哪些学校有哪个领域内的好教师，然后想办法挖过来。正是因为校长在引进人才方面不遗余力，才会改变一个学校的地位。

用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配置，被许多人认为可以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一针强心剂。值得警惕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诸多领域内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被扭曲为一种基于垄断地位的强行定价机制，而事实上的垄断形成之后，舆论被导向对市场化的批判，呼唤国家介入的声音日益鼎沸，使公众丧失了对原本制度设计的期望。大学改革同样如此。

看得到的债务危机，只是大学危机的一个数字化表象，深层次的危机究竟在哪里？能否应对得当？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色与思想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