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官方网站 www.nfcmag.com

    一年来，于丹热了，《论语》热了。
    其实，传统文化在中国民间的复兴早就开始。有人说，这是在革命年代过去之后，人们想追求一种信仰以安身立命，处世为人。也有人说，这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认同。虽然它背后有市场推波助澜。
不过在热热闹闹的潮流下，还是有真问题。8月初，金耀基先生在《中国文化论坛——孔子与当代中国》的开幕致词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百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的最大的共识应该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所努力的是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简单说，就是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因之，讲‘孔子与当代中国’，我想就是讲孔子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系。”
在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大工程中，毋庸置疑，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建立文明秩序为终极关怀的儒家文化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在金耀基先生看来，西方启蒙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公正、人权、平等、法治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内涵，因此他断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主要将是儒学与西方启蒙的价值的交接与融合。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话题。
在远离尘嚣的北京卧佛寺，前来参加“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接受了本刊专访。我们希望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某些声音，能够与杜维明先生的思想发生碰撞，并有所回应。     儒学发展的空间很大
    《南风窗》：1961年，你初到美国燕京学社。那时候，儒学研究在美国是非常边缘化的，就连在西方汉学界鼎鼎有名的杨联升先生，他对你的坚持都很怀疑。40多年来，你不改初衷，在世界各地做儒学的“传教士”，其间甘苦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杜维明：美国的汉学家列文森是《儒教中国及其现在命运》的作者，他判断儒学已经“博物馆化”。“博物馆化”的意思，是指儒学在社会生活习惯、文化心理结构等各方面都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作为一种有创建性的哲学思维，可能性不大。列文森认为，像梁启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已经有一种理智的认同，所以要把西方深刻的东西（西方的核心价值）带进来。同时，对于中国传统，他们因为只有感情的认同而在理智上已经排拒了，包括对传统文化那些很有生命的东西也基本上排拒了。鸦片战争以后每十年有一个变化，一直到“五四”，有很多悲愤、不得已、无力、失语，所以当时有一种共识，认为传统中国的资源，任何资源，不仅是儒家，道家、法家、佛教都不能救中国，一定要靠西方文化。在那个氛围里面，你虽然有很大的激情，但是要想拿中国文化的资源创造一个新的哲学理念是非常不容易的。
《南风窗》：你认同列文森所谓儒学已经“博物馆化”了的说法吗？你当初有没有预见到儒学的正当性有可能在今天的中国民间得到某种恢复呢？
杜维明：我的经验比较不同，我从中学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认为它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东西。那时候，我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很多其他的儒家包括宋明儒学的东西，我感觉到（用他们的话讲）“很有受用”。因为“很有受用”，所以并不觉得已经过时了，我也不能够认同，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化”。
60年代到美国以后，我有很深的感触，假如中国大陆永远不开放，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和大陆学术界接触，儒学的发展在21世纪，至少在20世纪可以算是非常遗憾的。虽然在海外，不仅是台港，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北美、欧洲都有讨论，如果中国大陆没有改变，真正从大潮流来看，列文森所讲的不能完全说错，儒家已经被边缘化了，被博物馆化了。
我年轻时在台湾从事儒学研究，和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几位先生接触的时候，他们也就40多岁的人，都很年轻，当时也不能够知道，他们会成为在儒学发展中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当时这几位先生不仅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特别的魅力，让你觉得在那个考试文化泛滥成灾的时代，居然有一种心性之学，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含义——有人说，新儒学讨论的就是心性之学，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像张君劢所讨论就是宪法和政治，徐复观先生完全是自由主义儒家或者是儒家的自由主义，完全在现实政治中间起作用，包括牟宗三先生也写了《政道与治道》，唐君毅先生创办了新亚书院，在文化界广结善缘，钱穆先生也是一样，对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关怀。所以，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虽然当时中国大陆是封闭的，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儒学发展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们做的工作，多多少少有它的内在价值，假以时日，假如它代表智慧之学，它总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南风窗》：你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都与中国大陆知识界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在你那一代人的经验里面，是不多见的。
杜维明：70年代的后期，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进一步沟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在1978年，我就随着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海牙学术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一个月。那次在北京，我作了一个报告，当时77、78届刚刚入学，他们那种强烈求知欲，和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的热情，我是很受震撼的。所以在80年代，我接受美国科学院的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提议，到中国从事学术交流，在北京师范大学呆了整整一年，也跟 78、79、80这三届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我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到底儒家的传统，作为学术，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活世界里边的价值，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第二，中国大陆有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的出现，它一方面具有群体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我当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正面的。我到香港把这个信息告诉牟宗三先生，他说我太乐观了，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后来，我又跟唐君毅先生谈，他比较同情理解，也希望能够回国看看，但是他也很怀疑。跟徐复观先生谈，他的反应最强烈，他说“我知道你非常乐观，但我没想到你不仅乐观，而且是一种肤浅的乐观……”。在北京师范大学那一年，我接触的大多是学术精英，不仅是李泽厚、汤一介，还有一些年轻的，像陈来这些人，我都和他们辩论过。虽然有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可是这个潮流，这种文化热的潮流一直在进行，后来又慢慢地走向一个比较极端的西化思潮。这个极端的西化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顶峰。 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
《南风窗》：用你的话说，今天中国出现了一个反西方、反现代的潮流，这是“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完全不能理解的现象。这在今天“中国文化论坛”上好些学者的发言中也有体现。你怎么看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