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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在北京永定门的一条死胡同里，它旁边是全国人大人民来访接待室。每天一上班，就有全国各地的访民怀着“告御状”的心情涌向这里。2007年以前，这条胡同还挤满了各地前来“接访”的人员，这些人有时比访民还多，他们分别负责对来自本地区的访民进行拦截、劝返，阻止登记。2007年起，国家信访局严禁接访人员在门外拦截、阻挠上访人员，接访人员便改变策略。每天下午4点，信访局保安将访民清理出去后，接访人员随即进入，试图与里面的登记人员协商销号。
　　以上情形，就是中国信访现状的象征。家住北京宋庄画家村的信访问题专家于建嵘，创作过一组名为《上访者》的系列油画。画中人物均为于建嵘在北京上访村拍摄的各地访民。这些访民或身穿白衣，或头裹白布，上书又黑又大的“冤”字。“冤”，可谓是进京上访人员普遍心声的概括。画中人的眼神里，既有倔强又有迷茫，既有悲哀，又有一股狠劲儿。于建嵘说：“他们要没有股狠劲儿，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到北京上访，不达目的誓不回去。”
　　这些画作中最醒目的一幅，于建嵘名之为《母亲》。他说：“画家陈丹青看见我这幅画，痛哭流涕，说：‘30年前，我看罗中立的《父亲》，看到的是中国农民的苦难；30年后看《母亲》，我又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冤屈。’”
　　于建嵘认为，近年来的信访制度改革正往一条死胡同里走，长期形成的制度惯性，仍然是在强化信访解决民众权益纠纷的能力，目前大力推行的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领导干部亲自接待制度等，就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产物。这种惯性力量每自我强化一次，都是往胡同里又走了一步，已经很难退出了。
　　
　　访民“冤”
　　东北访民单亚娟，上访反映本单位弄虚作假、损害国家及职工利益等问题。她从2006年来北京，至今已有四五年的“访龄”了，仅2006一年间，单亚娟就被单位接访人员接回去8次，屡接屡返，自己光车票钱就花了4万多元。但非常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她同时在北京打了31场官司，全部走司法程序，涉及北京8个区的公检法，忙得不亦乐乎。
　　据单亚娟自述，2007年9月28日，她被接访人员送到京郊一家收容所，在这里遭遇殴打，致其骶5椎体粉碎性骨折。从收容所（单亚娟称之为“黑监狱”）出来后，单亚娟就去报警，要求伤情鉴定。警察不开鉴定委托手续，她就趴在派出所椅子上不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的法医陪她去指定医院，拍出的片子是陈旧性骨折，单亚娟多个心眼，私下另找一位大夫拍片，结果显示骨折是新鲜的。法医根据前一个拍片结果，鉴定单亚娟受的是轻伤害，单亚娟不服，要求法医重新鉴定，遭拒。她自己先后跑了5家医院，拍片，做会诊，结论都不是陈旧性骨折。但市局法医鉴定中心又给她做了一次鉴定，还是陈旧性骨折。
　　单亚娟与原单位的仇怨纠葛，现在变得无足轻重了，她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与北京公安、司法机关的争执上。单亚娟把给她做出“正确结论”的5家医院告上法庭，诉他们“误诊”，逼他们重新做诊断，“勇敢地说出真相”。这是一场单亚娟希望打输的官司，她在每个区法院起诉一家医院，所有法院都不愿审这个案子。被告律师也急眼了：“你就是瞎整！一看就不是医院的问题，为啥你非告我医院？”
　　同时，单亚娟在北京4个区的公安局、检察院都投诉或报了案。她到检察院告公安机关行政违法，检察院认为不够立案条件，她又去法院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不出裁定也不受理，她就告到上级法院。同时，单亚娟在老家也打着两场官司。她去当地公安局告单位领导对她“非法拘禁”，公安局不立案，她就到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又到法院刑事自诉。单位领导认为，看来还是让单亚娟呆在北京，让她跟北京公检法缠斗的好。
　　据单亚娟说，关过她的那所“黑监狱”，在她出来一个月后，被当地派出所捣毁了。最近，单亚娟在北京上访村又联系了十几位曾被“黑监狱”关押的访民，去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黑监狱对其“非法拘禁”。集体起诉时，法院说他们没有证人，单亚娟就给大家出主意，一个人一个人起诉，受害人互相作证。单亚娟的妈妈说她：“你在北京，比上班还忙！”
　　现如今，地方政府与访民的关系，是“剃头的怕瘌痢头，瘌痢头怕剃头的”。2008年12月底，国家信访局等机构就信访问题举行座谈会，与会人士意识到：当前信访总量仍然居高不下，集体访和重复访增加，而且组织化趋势更加明显。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主任张示明在会上书面发言称：“目前，少数责任单位对一些信访老户的缠访闹访束手无策，经常为了息事宁人而突破政策底线，放宽政策尺度，满足不合理诉求，从而给其他信访人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示范效应……少数信访老户占用了绝大多数信访工作资源。绝大多数基层信访部门往往是用80%的精力去处理20%的老户问题，导致日常的初信初访工作责任难以有效落实。如此，初信初访慢慢也演变为重信重访甚至老户。另外，对信访老户开展的劝返稳控工作，基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收效并不明显，也因此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工作的积极性。”
　　 而当前国内各类社会矛盾高发，法定的社会解纷机制又不健全，这些矛盾很多都挤压到了信访渠道，信访工作不堪重负，信访之路险象环生。而且，访民不仅把上访当作表达诉求的唯一渠道，还亟盼通过它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虽然多数上访的真实效果并非如此。
　　2007年8月，山西人陈会林和武保明去清徐县法院打官司。陈会林看到国旗落在法院地上，多次提醒法官未获理会。陈致电当地报社，将此事曝光。一个月后，陈、武二人再来清徐县法院，与副院长刘志家发生争吵，陈会林遭打，法院对他俩以“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冲击领导办公室”为由，行政拘留各15天。第一次拘留期满当日，法院再以“当事人并无委托陈会林、武保明为代理人，委托手续系二人伪造，妨害民事诉讼，干扰法院的正常工作”为由，签署了两份拘留决定书，两人共被拘留30天。
　　2007年9月，两人走上上访之路。法院愿意道歉，愿意赔偿，就是不愿意撤销拘留决定书。陈会林把生意停了，专门告状，前后进京上访十几次，自称“已成太原上访人员的领袖”。太原中级法院纪检副组长齐志丕曾致电本刊记者，承认“国旗案”确有此事，清徐县法院处理有所不当，但陈会林是上访户，也有夸大其词等问题，希望本刊记者理解。
　　陈会林在清徐县法院挨打时，一位当时在场的老汉为陈会林作了证。老汉名叫刘国亮，在清徐县经营棉花加工业务，2002年被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行政处理，加工点东西全部没收拍卖，罚款4万元。刘不服，要求市工商局行政复议。在市局干预下，县工商局下了第二份处罚决定，除不罚款外，维持其他三项处罚决定。老汉仍不服，再次申请行政复议，但市工商局支持县局处罚决定。刘国亮随即告上法庭，在县、市法院先后6次诉讼，下了7个判决书。清徐县工商局把没收的设备退回给刘国亮，没收的产品拍卖所得4万多元，亦退款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