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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喧嚣的年代，也是容易迷失的年代。”这是刘胜军先生《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一书的开卷语。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位知名的年轻学者，刘胜军的选择是，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给喧嚣注入冷静，为迷失建立坐标。
　　走向娱乐化的商学院，日益偏离“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的商学院，是正途还是歧路？
　　为什么中国企业总是过度关注组织之外的外部因素，如关系、资本运作、策划？
　　中国如何从“象征性的现代化”向“有选择的增长”转型？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如何避免好大喜功的陷阱？
　　央企要克服自利性驱动，需要在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怎样的改变？
　　股市低效、“老鼠仓”、PE腐败与管制环境之间是何关系？
　　创新型国家建设还有哪些制度障碍和文化障碍？
　　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如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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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刘胜军所关注问题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兴趣是广泛的，立场是负责的。尽管每篇文章篇幅不长，多是千字文，但都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论之有理。例如，在评论中石化156万元的豪华吊灯事件和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每天挥霍4万元的奢华时，他运用美国学者Michael Jensen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指出，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自由现金流量应以分红形式返还给股东，但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管理层则想方设法把自由现金流量留在公司，因为一般而言，支配的资源越多，给管理层带来的满足感越大。由此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扩大在职消费，二是不负责任地投资。这样的分析，比起那些慷慨陈词却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谈，当然要有价值得多。
　　通读刘胜军的著作，我最大的体会是，他是一位有责任感，有学术底蕴，有实践特色的理论工作者。
　　理论的真义究竟为何？是高头讲章和一大堆模型，还是别的什么？
　　追根溯源，“理论”（theoria）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其词源学的意义，“不仅是观看而且是对神圣活动的观照”。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写到：“theoria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对这种神圣活动的观察，不是不介入地确证某种中立的事务状态，或者观看某种壮丽的表演或节目；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在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寅丽博士指出，一个理论者（a theoros）要么是城邦派去参加另一城邦神圣庆祝活动的使者，要么是派去向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咨询的使者，他到真理的源头为城邦的政治、法律、宗教权威带回神的话语。作为城邦和女祭司之间的中介者，他被要求清晰、完整地记下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增加或删改神的话语都是大不敬的。
　　因此，理论者需要理智上的准确、诚实和所有适合与神打交道的德性。渐渐地，这个词的使用更加宽泛，包括见证和参加各种宗教及体育庆典，这样，理论就意味着在比赛当中的旁观者所做的工作：观察、见证、审视和解释他所见的一切，他需要解释和理解他所见之事，需要区分对庆典、仪式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然后把这样的知识以诚实、有益的方式传达给城邦的人。
　　在前哲学时代，理论从来没有被看作一种与行动无关的生活方式，而总是和城邦的公共生活、城邦的善有直接的联系，和行动结合在一起。
　　今天，理论工作者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但是，理论和实践、行动、公共生活、善与责任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一个喧嚣而容易迷失的年代，其实是理论工作者的“壮丽的舞台”，而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带上理论的武器，真正地参与，真正地出席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