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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一衣带水”就成了形容两国距离的“专用词”。的确，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就能从上海飞到大阪；两国的旅客往来，光上海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一天飞往日本各地的航班就有近百个。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2009年到日本旅行的中国大陆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加上港台的150余万，华人游客稳占第一；而同年日本抵华观光的游客更多，有330万人以上，居中国大陆海外入境人数之最，如果加上220万旅行港台的日本游客，人数超过550万。鉴于日本对华游客的进一步简化手续，以及上海世博会的举行，今年两国互访的人数如果首次超过1000万，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中日之“近”，除了地理距离，还包括生活文化方面。我们的主食都是米饭，共同流行面食，而且主餐具都是陶瓷碗盆和竹木筷子。两国的民众都爱喝米酒和烧酒，都喝绿茶，中国有工夫茶，日本有茶道。日本的和服与我们的汉衣、唐装属于同一源流，尤其是女装，都旨在突出女性的温柔婉约之美。日本的住宅建筑，梁柱构架、砖墙陶瓦、飞檐翼角，又和江浙一带的明式建筑十分相似。至于日本庭园和中国园林，皆重视小桥流水，花木草石的布局也如出一辙。日本到处都是佛寺，晨钟暮鼓，梵诵呢喃，香烟袅袅，让人仿佛置身“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光景。涉足山间道左，也不时可见地藏菩萨和双体道祖神的塑像，让人感受华夏的古时光。总之，衣食住行，中日之间初来乍到者，会体会到一种“亲近”的感觉。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正式使用汉字汉文，至少有1600年历史，虽然日本人辅之以“假名”系统，并且有来自“大和”古音的“训读”系统和独特的语法体系，但中日之间有着大量读音相近、字形相同的共同词汇，路标、站名、标题新闻等，大体能彼此了解，即便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也不至于“如坠五里雾中”。对汉语来说，日语是世界上最为接近的语言，虽然从语言学角度论，它们分属不同的语系。而朝鲜半岛上的南北两韩，其语汇60%以上来自汉语，但因为现代以来改以“谚文”（Hangul）书写，国人完全无法辨识，成为一种完全异质的话语系统。
　　日本崇尚儒学，《论语》家喻户晓，是很多德目的渊源所自，和本土的“神道”一起，构成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日本从政和从商的佼佼者，如首相经历者吉田茂、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小泉纯一郎，以及商界巨子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都谙熟《论语》，不时引用，并用以治国和置业。除了《论语》是永恒的畅销书之外，《论语》类书籍在日本也一直旺销不衰，这也让重兴国学热的中国知识界颇感熟稔。
　　
　　乍看很“近”，其实很“远”
　　 但是，中日之间，举凡地理、社会和人文现象，乍看很“近”、甚至一模一样，其实很“远”、相互难以沟通的例子，其实更多。
　　北京、上海与东京、大阪，地理上接近，市民心理却异常遥远，这并不奇怪。柏林围墙隔开东西两个德国的时候，从波恩到伦敦和华盛顿，远比到柏林近；台湾海峡“三不通”的时候，台北的旅客要先去香港甚至东京，换乘飞往大陆的航班；从平壤到首尔，相距不过260公里，而彼此之间仍然视为“畏途”，重要的会谈还需跑到800到1000公里之外的北京去举行。中日两国、尤其是民间，从清朝和江户各自锁国以来，隔阂渐大，怨忿渐深。根据2010年初发表的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世论调查”，2009年在那么频繁的两国政要互访之后，日本国民的“对华亲近感”还是只有38%，只比上年多了8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自2002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对日亲近感”调查，数值一直没有多大变化，2008年对日本“感到亲近”的只有6%，而感到“不亲近”的却超过58%。两国国民间的彼此“不亲近”程度相当一致，只是在中国感到“亲近”的人数更少而已。
　　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在表面相似的背后，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中国菜重视油炒，溢脂流香，分重量足，食客多求饱腹；现代日本料理重视水煮，自然清淡，原汁原味，不忌生冷，分轻量少，食客不求满腹。中国的茶文化，重视饮茶的情趣，佐以说书弹唱，热闹非凡；而日本的茶道，重视供茶和饮茶之间的情缘，浅斟慢啜，在静谧安详的品茗之际，体悟茶的禅机。中国人喝酒，常常是为了联络感情，增加友谊，甚至还是工作和生意的延续；日本人喝酒，往往为了排遣孤寂、发散紧张，酒场不分上下尊卑，一杯落肚，可以放浪形骸，不拘规矩。
　　中国的汉字传到日本之后，虽然有不少保持了原义，但更多的发生了“橘逾淮成枳”式的质变。像“手纸”（信柬）、“御汤”（热水）、“勉强”（学习）、“怪我”（受伤）、“油断”（大意）等都是有名的词例，其它词形完全相同（近），而词义相去万里（远）的词例，在日语中俯拾皆是。如“心中”一词，意思是“自杀”，“心中未遂”是不成功的自杀，“一家心中”是厌世者把家人杀了之后自杀，“无理心中”是强迫家人和自己一同自杀。“交欢”在中文里指男女媾欢，而在日语里只有“联谊”的意思，“交欢试合”译成汉语是“友谊比赛”，而“交欢会”就是我们的“联欢会”了。再有，日文中“拘束”指“逮捕”、“拘留”，“约束”指“预约”、“允诺”，“结束”指“团结”、“连带”，这些同形异义词汇的似是而非现象，是中日之间“似近若远”关系的一种典型折射。
　　思想史方面更是如此。儒学对两国文化皆有巨大影响，在中国，儒学是“体”，构成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盘。儒学起源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起来就是“父仁子孝”，尤其“孝”在中国是一切德目的本源，有“孝”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尽“孝”。而在日本，儒学是“用”，就是所谓的“和魂汉材”。飞鸟时代的日本人吸收儒学的同时，也将佛学和道学一并阑入，构成日本文化的实用理性框架，其本质仍然是起源于绳文时代、神秘非理性的“神道”。日本是多山地之国，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以一家之力，难以筹措有效的农业生产，而需要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协作，所以非血缘的集团，往往重于血缘家族，而作为血缘纽带的“孝”，也就没有像作为集团内部上下关系纽带的“忠”一般受到普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