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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大法官宣布将于本开庭期结束时退休，奥巴马总统于5月10日宣布将提名现任司法部第三把手、首席政府律师艾莲娜•卡根（Elena Kagan）为其继任者。如果艾莲娜•卡根得以通过参议院的任命听证，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12名大法官。与此同时，她的任职也将创造联邦最高法院新的历史——将首次出现没有新教徒大法官的现象，还将首次出现3位女性大法官、3位犹太大法官同时在职的局面。
　　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专家戴维•奥布莱恩认为，“在历史上，宗教、种族与性别曾是提名大法官的障碍，而非基础。”美国建国近200年时间里，端坐在大法官席上的是清一色的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白人男性。宗教、肤色与性别的多样化，不过是近数十年的事情。
　　
　　宗教信仰
　　 按照1789年美国第一届联邦国会制定的《司法法》所组建的联邦最高法院中，以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为代表的第一代大法官，乃是清一色的新教徒。这一传统在之后的200年里得以延续，迄今111位大法官中，92位来自新教，其中55人属于圣公会、三位一体派、公理会、贵格会等主流宗派，另有37人属于浸礼会、循道宗、路德宗与基督门徒派等宗派。其余大法官中，有12位天主教徒以及7位犹太教徒。同时，17位首席大法官除了3位信奉天主教者外，也都信奉新教的各个派系。
　　这一教派传统，显然根植于美国的宗教立国传统。但随着美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信仰日趋多元化，宗教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断减弱。这一趋势必然会反映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人员结构上。根据奥布莱恩的梳理，美国立国近一甲子后的1835年，才出现第一位天主教大法官坦尼。坦尼逝世30年后，第二位天主教徒爱德华•怀特才得以进入联邦最高法院。20世纪上半叶，联邦最高法院一般维持一至两名天主教大法官的数量。
　　直到20世纪80年代，通过里根、克林顿与布什父子的先后任命，才导致大法官们的宗教信仰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将去职的最资深大法官斯蒂文斯，是现任9位大法官中硕果仅存的新教徒。其余八位大法官，除两位犹太裔人士金斯伯格与布雷耶信奉犹太教外，均持天主教信仰。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天主教派势力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增强，而仅仅是由于，今天的美国总统在考虑提名人选时已基本不再考虑大法官的宗教派系，而是更多地倾向于考察候选人在意识形态与司法哲学上与总统所属党派的相似性。
　　
　　种 族
　　 犹太人在美国政商两界的势力早已成了一种传说，但是，直到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名布兰代斯后，联邦最高法院才有了第一位犹太大法官。此后卡多佐与法兰克福特相继任职，从而有了“犹太人席位”的说法。但从1969年福塔斯辞职，直至1993年金斯伯格通过提名听证，大法官席位上并无犹太人。直到1990年代克林顿相继提名金斯伯格与布雷耶，联邦最高法院才拥有了两名“犹太人席位”。如今奥巴马再度提名犹太裔的艾莲娜•卡根，将使“犹太人席位”增加到史无前例的3名。
　　黑人大法官的出现，则比犹太人晚了半个世纪。《纽约时报》评论斯蒂文斯的去职时称：“除了仅有的5个例外，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历史上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白人男性，一如约翰•保罗•斯蒂文斯。”这番对历史的感慨恰如其分。在1960年代之前，这座司法神殿的大法官席上，从未出现白人男性以外的人士，但民权运动的开展终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
　　1953年开始的“沃伦法院”（由首席大法官沃伦主持的联邦最高法院），被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誉为美国公法史上继马歇尔法院之后的第二个富有创造性的阶段。施瓦茨认为，这一时期“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是要跟上20世纪社会变革的疯狂速度”。在整体社会观念狂飙突进的宏观环境下，代表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民主党人势必要考虑提名一位黑人大法官。因此，民主党总统约翰逊于1967年提名在终结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布朗案中有着精彩表现的非洲裔人士瑟古德•马歇尔出任大法官。这一提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奥布莱恩评论马歇尔时称，“在民权运动与整整一个时代的美国政治中，马歇尔是一位传奇式的象征人物，他进入最高法院正值美国宪法中自由平等革命的巅峰时期。”
　　1991年马歇尔因健康原因辞职后，老布什总统已经丧失了提名其他族裔的考虑余地，唯有提名另一位非洲裔人士承继马歇尔的席位。但老布什对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提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托马斯的政治立场，与被视为民权运动象征人物的其前任几乎截然相反。在1980年代的共和党内，托马斯以崭露头角的黑人保守派著称，他一再攻击使包括他在内的少数族裔受惠的平权政策，以及福利国家政策与融合公共学校的司法判例，代表着与马歇尔完全不同的司法哲学。而托马斯的法律专业素质也是饱受质疑，在位近20年从未在开庭时提问诉辩双方，惹来不少冷嘲热讽。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早已有心离职的苏特适时递交了辞呈。而奥巴马也把握住这次机会，提名西班牙裔女性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再次创造了少数族裔大法官的历史。不可讳言这其中也包含了这位民主党总统的选票考量。拉美裔占全美国人口比例在2008年时为15%，已经成为仅次于白人和黑人的第三大族裔。随着拉美裔育龄妇女人数将在10年或20年后进入最高点，预计到2050年，拉美裔的人口比重将达到25%，而且这一比例还会“急剧跃升”。更重要的是，拉美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还未定型，拉美裔选民已经成为两党必争之地。因此，通过这一提名，民主党在拉美裔选民中获得不少分数，而索托马约尔也因此成为继白人和非洲裔人士后的第一位少数族裔大法官。
　　
　　性 别
　　任命女性大法官的呼声甚至更早于提名黑人大法官，在杜鲁门时期，就曾考虑女性大法官人选，但这一提名却迟迟未能实现。直至1980年，为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里根总统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接替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席上才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更由于此后里根与布什相继提名多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导致自由与保守两派大法官人数均衡，持温和立场的奥康纳的关键性一票往往决定着多数争议性案件的最终结果。杰弗里•图宾由是在其关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名作《九人》中慨叹，此时的“最高法院已经变成了奥康纳法院，承载与反映着这位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的司法哲学与政治智慧”。
　　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名广受爱戴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为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大法官。在其回忆录中，克林顿用了两页篇幅叙述了提名金斯伯格的经过，并认为这是其执政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杰弗里•图宾认为事实也是如此，通过任命金斯伯格，“政治立场中间偏自由派的克林顿……成功推动了最高法院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