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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窗帘，对面就是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距寓所一箭之地，中间只隔一条双车道马路。这里是邻近西山的一处别墅群，庭院深深，绿意掩映。当北京被季候唤醒，理由回来了。每年春夏，他会在这临时寓所小住半年，待到北方冷下来，又会像候鸟一样南飞。
　　一晃20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积累，显得富有而恣意，与中国传统语境里的穷文人形象已相去甚远。打打高球、玩玩美玉、收藏手表，看样子就要这样怡然自得地终老了。今年他已经72岁。
　　玩物不一定丧志，丰腴的物质世界对于精神皈依起到催化。他已着手对自己的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其中一部分捐赠给基金会，用以支持那些仍在纪实文学创作道路上跋涉的穷文人们。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由民间个人出资设立的创作援助项目。在文学渐入荒漠化的今天，此举完全是出于某种天然偏好。
　　“就是难以割舍的文学情结吧。一般俗人讲，你吃喝玩乐就得了呗，搞这些干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垠说，“不是，他的精神要找一个安置的地方。”
　　有多少人还记得，这曾是一位叱咤文坛的报告文学作家？20年前，只因一次机缘巧合，这个人从文坛上消失了。他变成了一个商人。角色陡然切换，内心不免挣扎。在商海裹挟下，他极力抗拒，避免自我迷失，为此不惜关闭企业，洗手登岸。
　　挥别羁轭的理由，带回财富若干，以及一个依旧故我的内心。将此置于业已中断的中国士大夫隐逸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多少有那么一点“莼鲈之思”的味道。
　　“骨子里还是个中国文人……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尊严，”理由的老伴儿陶斯亮说，“他真的不愿意去做钱的奴隶和官场上的奴隶。他的性格就决定了不可能这样做，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欲望，没有特别的意念，过得挺自由自在的。”
　　
　　似曾相识又归来
　　复归的理由，已出版了两部随笔集。书中收集的一些篇章，写作于坐贾行商间隙，表明作者从未丢弃作为一个文人所秉持的思考视角。仿佛是为了向人昭示身份的得以恢复，带着这两本书，他曾在北京国际饭店约集文坛和新闻界一些新老朋友餐叙。
　　当时在场的李炳垠对本刊记者说，“他又是以前的理由了，前些年他是个房地产商，现在那些事儿不做了。他跟文学界断了的线又续上了。”
　　然而，从河东到河西，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理由眼前的那个文坛，大有“觉昨是而今非”的凄凉。与他同一时代的老作家，在各路“超女快男”式文学现象的夹击下，城池尽失，风光不再。怀着80年代美好记忆回来的理由，再见这些朋友，恍如隔世。
　　“这个圈子里有商业化的倾向。由于看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跟别人相比有落差，也想法搞点儿钱，搞得如果不是挺技巧挺聪明的话，就叫斯文扫地。”理由说，“大家整天就忙着赚钱，你说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环境不具备……文学是会很容易被边缘化的。”
　　一切皆因重商主义。以他20年前所致力的报告文学领域来说，目前就颇显惨淡，“表扬写作”风气横行无忌，出于谋生需要，一些作家甚至沦为商业写手，专为企业写史作传，报告文学贴近民瘼、关注社会的特点，变成了贴近老板、关注腰包。
　　理由此时需要从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他具备了彻底杜绝有失检点的商业写作的物质基础，可以潜心更高质量与层次的创作。但就他的状况来看，显然无力再执笔报告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纪实性文体，一部报告文学的出炉需要耗时费力地进行大量的材料搜集和信息采写。年逾七旬，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再次背包上阵。
　　但是此心不死，退却一步，他为自己找到了力所能及的担当——为那些冲在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提供经费支持。
　　早在一年前，理由将自己名下的一笔钱捐给了广东一家社区基金会，藉此平台设立了一个“报告文学采访援助计划”。那些从事报告文学写作但又缺少选题实施费用的作者，可以向这个计划申请资金。每一年度，基金会将有30万元的专项预算落实到具体选题上面。一个8人组评审委员会将对来自社会的申请选题按其可操作性、社会意义等原则进行把握和筛选，确定入围名额及资金分配方案。今年他们将资助6位通过评审的作家，这全部是中长篇报告文学选题，其中有几个中篇被一致看好。
　　“现在不同于我们那个时候，动不动什么都要钱。报告文学写作要付出成本，只要是你自己的选题，没人替你出钱。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可以更深入地去采访一件事情。”
　　通过基金会形式运作，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欧美国家，这类NGO组织普遍存在，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去保护和扶持文学艺术。理由比较热衷非政府组织的行事规则，“援助计划”也不具体干涉和控制选题的操作。按照他自己的态度，甚至连评审会都不打算去参加。他信奉的一条，是金钱不要去指挥文学和艺术，有基于此，出资人必须回避。
　　在此之前，资财盈裕的理由一直是报告文学圈内的找钱对象。他也抱有改善作家创作环境和创作条件的愿望。2003年，时任《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李炳垠来找他要钱。李炳垠打算办出一个严肃庄重的文学刊物，碍于无钱办事。碰头后，计划设立一个“双十万”奖项，由理由出资，每年一次，奖励当年的一篇优秀作品和一位优秀作家。只是计划还没有启动，李炳垠和主办方因为办刊方针出现分歧，闹将起来，双方就此一拍两散了。
　　“双十万”黄了之后，李炳垠把钱退还给了理由。理由曾设想过，有无必要仿效美国的普利策奖，每年拿出100万，选一篇作品、一个作家、一张图片，每年颁奖一次。李炳垠当时已经拟出了细则，但到后来，理由对官管创作环境不够放心，怕挑选不出好作品，又放弃了。
　　理由现在还兼任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这个在大潮流中也不能免俗到处找钱的组织，幸得理由这样一位仗义疏财的有识之士作倚靠。理由曾想过要改变这个组织的运作方式，心血来潮，提议专门成立一个枪手公司，组织一批文笔最好的作家向社会提供捉刀代笔服务，通过名正言顺的收费来养活学会，但他又不想具体张罗这些事儿。
　　“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嘛，还不如我再去开发一个楼盘呢。我又驾轻就熟，那个机会成本和规模效益比这个要强很多，但想想我再开发楼盘，不又走回去了吗？”
　　1989年到2003年，历时15年，理由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黄金的枷锁”，现在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了，他怎么可能又重新折返呢？
　　
　　当年戏马走香港
　　1988年冬，理由接到一纸限期出境、前往香港的通知。此时，他还是被北京作协包养的一位专业作家，写作了《扬眉剑出鞘》等一批报告文学名篇，正当大红大紫阶段，忽然就要来一个激流勇退。在当年这是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