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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迫到什么程度！”
　　言辞激切处，李成瑞曲着5根指节，将面前的旧茶几击打得“啪啪”作响。88岁高龄的一个孱弱老人，情绪竟然还如此充沛。一连串不平事，对于一个参加革命伊始就立志要“为了劳苦大众、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信徒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挫败。
　　在此之前，吉林省爆发了通化钢铁厂改制命案，身在北京部长大院里的李成瑞，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试图指引通钢工人夺回钢铁厂的控制权，重新当家作主。只是计划未及实践，即已付之阙如。
　　“他是个老实人，革命是他的信仰，但不做极端的事情，”年轻一代的“左派人士”张耀祖对本刊记者说，“他干，肯定成不了。革命不是这个干法。”
　　
　　老革命上阵
　　 张耀祖是中国工人研究网的负责人，专注于工人生存与发展状况的研究。通钢事件发生后，他通过自己主持的网站公开编发了国内最早的一条事态消息，此后又以极快速度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的书，对通钢事件当中的工人行为予以肯定。李成瑞看到这本书后，找到了张耀祖，商议能否推动通钢“运动”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将企业从官僚手中夺过来。
　　在此前后，他不仅发起联名声援，还以“魏宪民”的笔名创作了一首《维宪小调》，歌颂了通钢工人制止私有化的斗争精神，录制并挂在网上。
　　但在与张耀祖的那次商议中，他们存在根本性分歧。李成瑞提出五点建议、三项策略来帮助通钢工人操办“夺权”事宜，张耀祖认为李成瑞那一揽子建议及实施步骤不大切合实际，缺乏可行性。
　　“理论上看，他设计的方案不错，实际上没有意义。他要把国有企业交给工人管理，这会成为工人的包袱，”从事工人研究多年的张耀祖，见到过一些工人领袖在“夺权”成功后最终又沦为工人唾骂对象的案例，“只要工人掌握企业，银行、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部门都会来要钱，整死它，最后让它死在工人手里。”
　　通钢工人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尽管事后仍然给李成瑞等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但更多还是出于一种礼节。
　　张耀祖不认同李成瑞的通钢方案，也是基于老头儿尝试着寻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宪法被摆在了第一位。但据他研究，这不无天真。因为工人的利益通常都是超越法律界限才得到的，就此而言，他对李成瑞提倡的那一套“合法斗争”观点有所保留。
　　李成瑞不仅自己奉行“合法斗争”这一条原则，也要求周围的人尽量在合法范围内做工作。这个合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就是主张按照《宪法》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一点，进行公开的联名上书、法律维权、以及和“右派”打打笔战。
　　“你不采取合法斗争，你采取什么方式？”李成瑞说，“我们现在只能进行一些合法斗争，得有法律依据，你要搞稍微非法一点的，被抓起来也没有办法。”
　　现在“左派”只有聚拢在毛泽东旗帜网等一些网站周围。在这些中转平台上，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举办活动、商讨形势、印发书刊，并尽可能将支持通钢工人等一类茶杯风暴延伸进现实。李成瑞写出来的所有重要文章，无处能登，就都挂在了这个网站上。
　　“网站发表还是战战兢兢的，挂两天就可能拿下来，旗帜网也说，你不要太尖锐了，你太尖锐了我也挂不住，”李成瑞言及于此，又愤愤地敲了几下茶几，“就这么害怕！他们内虚啊，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多么脆弱。”
　　在网络这个平台上，李成瑞将自己文章的传播和编印悉数委托给网站来做，意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张耀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正在做的事，就是应李成瑞的要求，将他的一册文章汇编下发到各个大学的马列学习小组，这都是一些左翼青年组织。小册子每份制作成本2.8元，李成瑞全部自费。
　　李成瑞承认，斗争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自己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胜利了，但他相信未来。因为眼下左派有人正在鼓励大学生去当工人。他的儿子，当年就兴高采烈地去当了钳工，成为理论上的领导阶级的一员。
　　“很多老同志，实际上被自己的儿女、家庭所包围，他们那些高级干部的后代都不是无产者，他们要革命首先家庭就是个问题。”张耀祖说，“李成瑞这样的人，当然是不错的，好的，已经很努力了，不图名、不图利，值得尊敬。”
　　
　　老实人“大哥”
　　 1937年参加敌后抗战的李成瑞，建国后担任了10年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后又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若干年前，因在一份事涉党内事务的签名中附议，这给国家统计局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时任局长登门找他谈话，劝导他不要冲动。他硬是给了人家一根钉子碰，完全是一副不配合的模样。
　　这倒也罢了，不想他还将炮口对准了统计局。2000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领衔的一个课题报告发表在《中国信息报》上，文章提出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收缩”，退出146个工业行业，逐步集中到公共产品领域。读完此文，李成瑞大为光火，认为文章有私有化导向，是不符合《宪法》的。当即大兴问罪之师，要求局里召开一次质询会议，辩明是非。只是辩来辩去，结果也没有了下文，事后邱晓华反而当上了局长。
　　“一些人得势于一时，看起来是庞然大物，最后是纸老虎，”老头大义凛然的样子，“他得势了，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终于与他划清了界限。
　　家里没有电脑，最初统计局那边还有人帮助他打印材料，后来人家发现打印的材料大抵与业务没有关系，遂起了疑心，告诉他党委宣传部想要看一下。他立刻予以拒绝，“不用看了，党允许意见不一致，完全一致，就不能进步了”，结果统计局再也没有人为他提供打印服务。凡是他想通过统计局方面往上递的材料，只要与统计业务本身无关，一概免谈。
　　回过头来，李成瑞自己掏钱买了一台电脑，又让家里的小阿姨去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会打字后回来专门为他服务。
　　“他不写不行……只能在纸上写，一边写一边打，改东西都挺麻烦，一个东西改无数遍，”他家小阿姨说，“有时候睡午觉，想起一个字来，提着裤子就去了（书房），叫他歇着，他说那我不说话，我憋着还是怎么着？”
　　往上递话的渠道在本系统被掐断，他就想办法找很多手眼可以通天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年岁和资历都比他长的马宾，几次下来，发现这些渠道慢慢也不管用了。他就让统计局给他配备的专车司机开着车直接到各个部门去递材料。递到最后，所有部门都不睬他了，把他打发到设在永定门的中央信访办。现在他唯一可用的渠道就是跑到邮局去发发挂号信，往上的渠道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