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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是中国的高考时节，每年这个季节也都是章冬翠最揪心的时候，从1985年开始，她举家从浙江温州农村搬来北京已经25年了，她自己早已适应了没有户口的北京生活，但她的女儿、15岁的丁璇却无法适应。
从小学开始，丁璇已经在北京读了10年书，无论在哪个学校，一直都是各类考试的第一名，因为学业优秀，她的父母并没有让她像大部分外地同龄孩子那样中途辍学，而是选择了将读书进行到底，“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都已经走过来了，但现在面临高考的门槛，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章冬翠说。
过去的5年，北京城里像丁璇这样的外地孩子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有40万左右，早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对外地人口子女入学的限制最关键的两个环节，一是“小升初”，一是高考。
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沿用至今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并规定非京籍享受同等入学待遇，并为其建立学籍。
虽然教育部门同时也不忘强调，这样的待遇仅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而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但毕竟北京教育向外地人开了一扇窄门。不过这项变革却引起了不少家里有孩子的北京市民相当强烈的反弹。
有学籍就意味着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参加派位、推优、评选三好学生，可以堂而皇之地跟京籍学生一起竞争优质教育资源。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北京家长惊呼“狼来了”，对这项改革的抱怨、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
“我们已经被教育折磨得痛不欲生了。”一位姓孙的北京家长说，北京那点可怜的优质教育资源被权贵阶层垄断一部分，如果再被外地人抢走一部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该如何生存？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拥有全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却也面临着从小学就开始的最残酷的竞争，权贵与平民、穷人与富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人人都希望通过教育维系或者改变家族下一代的命运，教育层面的冲突和斗争也才刚刚开始。

统考、派位与“共建生”
1998年是北京基础教育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跟全国各地一样，北京的小学生要想升入初中，都需要经过统一的升学考试，但这样的统考制度，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了将近20年后，已经让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们苦不堪言。
时任北京一中校长的王晋堂告诉记者：“那个时候，考试的题目一难再难，可是，语文数学两门课总共200分，大量孩子还是能够得到满分，以至于很多中学的分数线都划在了198分。”
这样的高分数更多是小学生们死读书、背试题的结果，沉重的课业负担已经让小学教育异化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1998年，北京市的教育部门终于下定决心，取消了小升初的统一考试，引入了一项名为“电脑派位”的入学机制，这项源自于西方主要是英国伦敦等大城市的教育制度被当时的学生家长称为“洋抓阄”。
电脑派位以公平为导向，取代了统考制度下的以分数为导向来分配学位，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可以说是一项激进的、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制度。但它在北京落地的第一天起，就遭遇了极大阻挠。
“一开始，主要是两股力量反对。”王晋堂说，一是学生家长，另外就是当时的名校，即使被派去了比较差的学校，家长们也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孩子的学籍调出来，再送到心目中的好学校，有钱的用钱，有权的用权。而学校则以各种理由，拒收派位生。
对电脑派位最致命的破坏则源于共建学校制度。这是一项最具北京特色的招生模式，其基本内涵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使双方“互惠互利”，单位员工子女可以轻松享受极为紧缺的优质教育资源。
军队和外交部的共建校是较早的，后来扩展到各大中央部委，再后来，北京市级机关、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甚至是实力雄厚的民企，都有了自己的共建校。据北京媒体报道，到今天，房地产商、中小企业，甚至街道、派出所等也与学校建立了共建关系。不同单位与学校的共建门槛有所不同，比如共建费用问题，每个学生不同单位之间相差十多万乃至几十万元。
在电脑派位之外，共建制度给特权留了个后门，而且越来越大，越走越顺利，到今天，这已经成为北京子女入学最省钱、省力又便捷的途径。共建生挤占了很大一部分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在那些知名的中学，有的学校共建单位从一开始的一两个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
“共建生”对电脑派位规则的破坏远不仅仅是挤占名额，哪个学校的共建单位多，共建单位级别高，越是能吸引更多家长们趋之若鹜，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从而也让学校教育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北京基础教育离均衡化越来越远。
在特权面前规则总是不堪一击。10多年下来，电脑派位这个充满着公平精神的入学规则，早已名存实亡。据家长们统计，全北京不接收派位生的学校已经达到20多所。
条子、票子和孩子
共建生为各个名校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社会资源，但并不能带来优质的生源。学校的管理者很清楚，长此以往名校也可能会变成烂校。因此，最近3年，又诞生了另外一项制度——推优。主要是由各个小学根据平时成绩推荐优秀学生，但成绩并不是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三好学生、各类艺术特长都是录取依据之一。
在王晋堂看来，这一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优质教育资源，因为当时取消了市重点、区重点等划分标准，必须出台一种政策来保护原来的重点校，继续维持教育的不均衡状态。
事实上，推优原本就是电脑派位制度的配套制度之一。中国各地的电脑派位制度多是借鉴广州海珠区1990年代的试验，北京也不例外，广州的派位制度则直接照搬了当年香港的制度，而香港则基本沿用了英国大城市的入学模式。
电脑派位虽然保证了公平，但却不可避免地会抹杀一些天赋出众的孩子。在英国最初制度设计者的思路中，这些是被考虑在内的，因此，电脑派位的同时也辅以择优选拔，以完成普遍公平与成才效率的有机结合。
在西方国家，择优选拔权大多都是直接赋予各校校长。名校的校长是享有崇高声誉的社会职位，人们相信，如果他滥用权力，名校很快就会变为烂校，而且，大多数公民不相信一个声名狼藉的校长能治理好学校，并给予自己的孩子最优秀的教育。因此，校长的择优选拔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纯洁。
在中国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以北京为例，名校校长的品格或许并不足够可信，他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挡权力和金钱压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学校独占鳌头，因为那里边集中了权贵阶层的孩子，在每次的政策修订中，也总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政策无论如何改变，总会起到强化自身利益的作用，保证更好的老师、更好的设备和更好的学生。
与电脑派位一样，推优制度也遭遇了严重异化。最近一周，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特长生考试就是最典型的结果，为了让孩子们在升学时增加砝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类以推优为目标的特长培养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