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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29日，是中央某机关公务员李乾源的人生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公务员，结了婚，分了房子，工作也有奔头，生活平稳有序。在近5年的机关生涯里，尽管也做过信访干部，但那些冤屈和不幸终究是别人的事，对他而言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并无切肤之痛。
　　弟弟因为交通意外去世后，为了替他讨个说法，李乾源成了一个上访者，原有的生活秩序彻底被打乱。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奔走于北京和福建家乡之间，到处递资料和申诉，在遭遇了无数的白眼和歧视、经历了不断的争吵和周旋、动用了大量社会关系、花费了近10万元之后，李乾源终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但他也很无奈，“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如果要达到理想，一定会影响工作生活，代价会更大，我也不想继续下去了。”
　　
　　不能接受的现实
　　 2009年3月29日是星期天，李乾源还处在刚刚装修完房子的疲惫当中。上午8点多他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弟弟李乾民在前一晚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晴天霹雳之下，李乾源坐上了上午11点回厦门的飞机，再从厦门赶往家乡南安市的殡仪馆。
　　李乾源的家庭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商：2004年，法学硕士毕业的李乾源幸运地考入了某国家机关，弟弟李乾民和妻儿则长期在安徽做生意。2009年3月28日下午，李乾民坐飞机从合肥回南安市水头镇家中，临上飞机前，他拨打了一个叫车服务电话（后来被厦门市公安局定性为非法经营电话），预约一个多小时后来厦门机场接他，下机后坐上了约好的捷达小轿车，出了机场，车被另一名乘客拦住，他要前往离南安市不远的晋江市。于是，李乾民和这名乘客就以“拼车”的形式一起驶向了夜雨中的归家路。
　　在当地，类似的黑车是一种公开化的存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当地的公用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居民的需要，供需矛盾之下，黑车遂日益泛滥起来。尽管有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黑车的存在和使用仍然屡禁不止，时有恶性事件发生。
　　当天21时许，福厦路324国道234公里850米处南安市水头镇仁福村路段，李乾民的家已近在咫尺了，车辆突然冲向路右侧并碰撞到路旁的房屋。根据南安市交警大队的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司机和另一名乘客当场死亡，李乾民则被送往海都医院进行抢救。
　　回家后的第二天，李乾源来到了医院，急救病历上显示的心电图直线，让受过医学训练的李乾源疑窦顿生。“其实我弟弟当时就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120医生到事发现场，确认车上人员均已死亡后，开车回了医院，而交警擅自以死者手有余温为由，用警车将我弟弟送到了医院，转了一圈就直接送到殡仪馆了。”李乾源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南安市交警弄玩尸体、不尊重死者尊严。
　　到底“两死一伤”还是“三死”，其中的差异并非仅仅关乎尊严，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三人以上死亡为特大交通事故。李乾源认定，就是其中牵涉的地方安全生产考核任务，致使南安市交警大队瞒报漏报。
　　带着弟弟的病历复印件，李乾源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队。他得知，事故车辆并非司机张建峰所有，车主另有其人，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邹军，由其弟弟邹火生负责该车的营运管理。“邹军和邹火生长期营运多辆私家车，无照经营，他们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李乾源认为，正是他们运营的“黑车”使弟弟丧命，他要求见车主。然而，南安市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显示，这辆车是借给司机的，与邹家兄弟并没有关系。“交警做完笔录就让车主走了，我问他们车辆登记表上的电话是雇主邹火生的吗，交警说不是，也不给电话，反正就是遮遮掩掩的，刚开始萌发出来要跟车主、雇主沟通的想法被交警阻拦掉了，我们不知道该找谁，感觉孤立无援。但我当时还想这是不是人家的隐私，交警不方便透露。”李乾源愤愤地说，他觉得自己太过书生气。
　　两天以后，李乾源见到了雇主邹火生。南安市交警大队在李乾源的要求下组织了第一次调解，邹火生的态度在他意料之中，“他说这是他哥哥的事”，李乾源随即质问交警：“邹火生到底是不是全权代表。”交警答复他，“人家只是来这边办别的事。”李乾源感到绝望了，“一开始我们气愤的只是车主和雇主，对交警还是比较信任，把发现的证据都交给了他们，但是交警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开让我们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他开始对南安市交警大队试图扮演的“公亲”（闽南话，意为中间人）角色产生了彻底的怀疑。
　　2009年4月8日，李乾源做了两件事，先到泉州市信访局用朋友的身份证登记，“出事的三个人分别在惠安、晋江和南安，我预感到这事最后肯定要到管辖这三个地方的泉州市”，李乾源坦言自己当时并没有真的想信访，只是觉得应该去“挂个号”。另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地的律师，几个律师都不接手。这在李乾源的意料之中，“我自己是学法律的，也觉得打官司的意义不大。”李乾源感到无奈，但他并没有放弃打官司的想法，只是觉得时机未到。
　　4天后，南安交警大队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却真正让李乾源火了。
　　
　　车辆检测报告激化了矛盾
　　事故车辆的检验由南安市交警大队委托福建方正司法鉴定所完成，结论是“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各机构、部件除事故损坏外，无其它故障缺陷，原技术状况符合车辆使用有关规范要求”，当李乾源看到“左右前轮无异常磨损”字样时怒不可遏：“那左右后轮呢？南安交警大队难道不知道一部轿车有几个轮？”他觉得南安市交警大队已经没法让他信任了。
　　事后他承认，正是这份报告促使他下定决心搜集证据，逐级向上反映情况。4月24日，他用特快专递分别寄给南安市交通局和南安市交警大队事故股，前者没有任何回应，后者给他的回答则是：“找不到该信了。”
　　不得已，李乾源动用自己在司法部的关系，做了第二次车辆鉴定。新的鉴定推翻了之前的结论：左右后轮不符合技术要求。这就证明了车主的责任，李乾源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关键点。拿到报告后的第二天，他就把报案材料寄向了南安市丰泽区公安局，控告车主邹军和雇主邹火生的非法经营罪，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事发以来，李乾源第一次把自己格外珍惜的身份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报案材料却同样石沉大海。
　　5月7日，李乾源等待已久的事故认定书姗姗来迟，南安市交警大队承认了事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司机应承担全部责任，李乾民和另一名乘客无责任，至此，“病车”成为共识。车主也从开始时的0赔偿到4月20日决定赔偿1万元丧葬费，但李乾源仍然认为南安市交警大队回避了很多重要问题，关键事实未体现在认定书中，而且对方的1万元是出于让他无法接受的“人道主义”。面对对方抛出的“妥协”，他决定向更高一级部门反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