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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客死北京，至今已经整400年。
　　自1578年经过6个月的艰苦航行来到印度果阿传教，到1582年应召来到有葡萄牙人定居的澳门学习汉语，利玛窦穿梭于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之间，并尝试以平等的文化交流来传递信仰。这些在他早年就已确立的“入乡随俗”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也因此在东西方都得到赞誉。
　　由于明朝上下对欧洲地理、宗教缺乏认知，利玛窦生前未能实现他的“帝王师”之梦。当32岁的他入居广东肇庆开始建寺传教时，中国人仅仅将其当作佛教流派的一支。几年后，他避居粤北韶州，攻读《四书》等中国原典。1595年迁居南京受阻后，他被迫折返南昌传教3年，却意外大获成功，以致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
　　领受进京面圣的指示后，利玛窦计划了第一次北京之行，却因适逢万历朝鲜战争尾声而徒劳无功，之后他通过在肇庆结识的瞿太素结交了不少南京名士，如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科学家徐光启等。1601年，利玛窦携耶稣会准备的重礼再度进京，得明神宗（即御国48年的万历皇帝）信任。之后利玛窦在北京边著述边传教，引领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天启、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
　　总体而言，日趋内省与保守的晚明知识界和公众，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不过是零散的近代科学知识或者被修正过的宗教故事，尚不及日本人从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得到的启发大；而利玛窦们的传教事业却让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化的图景，由此促使欧洲启蒙运动形成了视中国为哲学王国的观念，甚至影响到启蒙运动的美国后继者对于美利坚共和国的设计。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成全了他“世界公民”的名声！
　　
　　天主教会远东传教的机遇与争执
　　西方15世纪前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同为时代潮流。宗教改革使新教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国家传播，削弱了天主教的教权，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希望整顿教会力挽颓势，1540年9月成立的耶稣会就是一次内部革新的尝试。
　　入境中国后想成为万历皇帝神父的利玛窦，一直将曾成功劝导处于新教阵营的法兰西国王兼纳瓦拉国王亨利四世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皮埃尔·科东神父视作自己的榜样，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争取新皈依者，尽管实际上亨利四世改教是因为考虑到法国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情。
　　总之，来自新教的压力以及进入西方视野中的新土地，让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从1552年沙勿略开始，大批耶稣会士在远东传教路上开展了接力。然而在中国方面，成果是令人沮丧的。从沙勿略客死南中国海岸外的上川岛，到试图进入广东的巴瑞托被拒绝靠岸，再到澳门教区会长派瑞斯、博尔吉亚先后要求在内地开教的两次申请被中国婉拒，以及西班牙教会使者吃的闭门羹，耶稣会士一直不知道如何登陆这个连通商都小心翼翼的国家。登陆失败的西班牙教士慨叹：“没有士兵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1566年，在教皇保罗四世教廷里工作过的范礼安加入耶稣会，给耶稣会指明了迷津。范礼安1577年10月到澳门后，通过9个月的观察，发现中国人是“伟大而杰出的人民”，并醒悟到先前传教失败的原因。
　　实际上，正如当初基督教刚从犹太教团体中分离出来就要使希腊罗马皈依很难一样，他们现在同样面临着要将教义植入有深厚异教文化积淀且有很高威望与权力的社会有机体中。早期教会的对策是调整自身以适应罗马文化，除了保留教义中最核心的部分外，其余无关紧要环节都可以与罗马社会的文化模式结合甚至被改造。
　　范礼安重提此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引起了轰动，他的澳门同仁们却不以为然。由于欧洲路途遥远，传递信件时间太长，他不得不就近寻求印度果阿教长的支持，教长派罗明坚前往澳门。按照范的要求，罗努力学习中国文字与基本礼节，他还跟随葡商队到广东旅行。在他的劝导下，商队成员采用中国式礼节，使中国官员对商队及罗本人有了好感。当他第二次去广东时，广东总督和一些军务官员甚至参加了罗主持的弥撒。这一不小的进展验证了范回归适应策略的正确，罗马方面也给予肯定。
　　罗明坚亲自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为范礼安背书，“如果不是范神父在这里主持工作，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福音事业会发生什么逆转”。随后范礼安在获得上司的许可后将一些固守“葡化”传教方式的会士调离澳门，减少了内部阻力。
　　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来到澳门后，创造性地落实了范礼安的适应方针。利玛窦学汉语的潜力远在罗明坚之上，而且，在欧洲神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很快发现，中国学问其实最需要的是背诵功夫，没有很强的逻辑联系，使用西方的位置记忆法效果很好。于是，他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赢得了士大夫的尊重与敬佩。为了不让自己在中国显得突兀，他换上了僧服，和本土传教士——和尚保持一致；当发现和尚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不佳后，1594年起他又改穿儒服。西方记忆法让以中科举为荣的士大夫看到了利玛窦的价值所在，他所带来的新奇器物和自然科学书籍也令他们耳目一新，利玛窦由此成了士大夫社交场合争相邀请的座上宾。
　　在学习儒家经典过程中，利玛窦发现孔子思想中与天主教义存在很多道德观念上的契合之处。为了使天主教更易于理解和赢得好感，利玛窦着重演绎教义中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他假托儒教学者，传播天主教中较少争议的部分。这样一种简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了麻烦，但对实现吸引中国人的目标却有重大意义。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徐一度位极人臣，且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历帝（清军入关后，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这也说明当年“利玛窦规矩”的成功。100多年后，意欲在中国和菲律宾排挤意大利传教士的西班牙传教士，酝酿了针对儒教礼仪和祭祖传统的“礼仪之争”，激怒康熙帝发出禁教令，令耶稣会士的根基受到重创。
　　
　　启蒙理性的欧洲与封闭
　　感性的明朝
　　 当16世纪后半期利玛窦来华时，欧洲与中国在对方视野中的印象是极不对称的。欧洲早期就有对中国模糊但涉及面很广的印象，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帝国确立了稳定的丝绸贸易，由此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试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并与基督教世界联手，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于地中海传统商路的垄断。这些劝导当然无果而终，但使臣的报告进一步充实了欧洲人的早期中国观。
　　此后出现的3本著名游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王朝集财富、权力、荣耀于一体的描述，已经完全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些游记陆续出版后到17世纪，欧洲一直有学者在考证这些游记的真伪，而地理大发现为澄清这些疑团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后，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1508年4月，葡萄牙船队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国情况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