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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绍勤掏出钥匙，打开校长办公室外面的铁门。在铁门和木门之间，潜伏着100多只蚊子。谭校长把木门打开后，这些蚊子有的翩翩离去，有的施施然跟我们进了办公室。
　　这是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没有学生来上课，东莞市高埗镇文康学校的校园里清幽寂静。10辆校车一字排开，在细雨飘洒的大操场上默然相伴。
　　
　　“高埗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
　　又白又胖的谭绍勤，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些。他的家乡在湖北鄂西一个村子，他是解放后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上学前，家里为他包了场电影，全村的人都来祝贺，虽然他家成份不好，是“地主子女”。也许，就在那时，谭绍勤体会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
　　谭绍勤上的是一所三类师范大学——鄂西大学。24岁时他当上了校长，管理一所上千人的初级中学。谭绍勤说他平时“爱瞎想、瞎写”。他有过一些教学改革的想法，常有文章在州里报纸上发表，但“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将自己的一切所想都化为了乌有”。
　　于是，从教10年后，谭绍勤来到湖北教育学院，继续深造。本科毕业后，几位在广州办学的老乡邀谭绍勤来看看。那时广东刚刚兴起民办学校之风。谭绍勤先在一所民办的“武术体育舞蹈学校”当了一年校长助理，此后又辗转了几个学校。2002年，谭绍勤和投资人创办了东莞市高埗镇第一家民办小学，2006年又创办了高埗文康学校，因此他称自己为“高埗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见证了高埗民办学校在2000年后的发展历程。
　　文康学校的几位股东以前都是打工仔，现在当了老板，谭绍勤说自己是给他们打工的。他是一名外来打工人员，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校长，这个身份，他又保持了10年。
　　
　　“草根教育”的艰难
　　2000年后，因应着外来打工人员的大批涌入，珠三角的民办学校日渐增多。谭绍勤将这些学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菜地、工棚走出来的，办学条件较差，收费偏低、吸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低收费民办学校”。第二类是办学条件好、收费高（每年学费大约8000~4万元）、吸引那些希望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却又无法进入本地名校的外地甚至本地有钱人，谭绍勤把这类学校称为“贵族学校”。第三类走的是中间路线，收费介于两者之间，算是“过渡类学校”吧。
　　眼下，东莞市4个街道、28个镇，只有一个外来人口较少的镇，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多一个镇有十几所民办学校。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的老师，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打工者。这类学校的办学者，也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只因看到了民办学校的发展势头，便纷纷从建筑工地、工厂和商店里走出来，投身到民办学校的创建中。
　　办学者投入资金，都是希望有所回报的，但由于投资风险全由办学者承担，学校位置差了，生源不足，办学人不敢再投资；收费低了，没利润，他们不愿再投资；收费高了，学生读不起，生源又少，办学者同样不敢再投资，有的在申请开办时的基本承诺都无法兑现。
　　文康学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湖南、四川、江西、广西、湖北五省，以及非东莞籍的广东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矛盾之处是：学费收得高了，家长不认同，学生也不来；老师工资给低了，留不住人才，教师流失量大。眼下，文康学校小学部的老师月入不到1500元，初中部老师多拿一两百元。但本地公办小学老师年收入10万以上，文康学校的老师不到2万，天壤之别。
　　在东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了，生源就少了。有些学校糊弄家长，平时管理不严，考试前先把题目透露给学生，让学生拿高分；有的根本不用市、镇统一的试卷，而拿刚讲过的试卷或题目权作考试，蒙骗家长。有的学校管理混乱，学生到学校学不到知识，反学了一身坏毛病。
　　文康学校的学生家长，多是高埗镇上众多鞋厂、制衣厂的打工人员，以及种菜的、养猪的、开店的或开的士的“低收入新莞人”。他们长年漂在外面，孩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老家上学，要么随父母漂泊。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都有过转学经历，有的每学期就要换一所学校，他们很难接受系统教育；在不断地熟悉环境的过程中，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在这样的学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巨大难题。
　　在谭绍勤眼里，“低收入新莞人”既是东莞的建设者，又是不稳定的劳动力因素，他们为这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归宿在哪里？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他们的子女谁来教育？教育的费用又由谁来承担？
　　在这样的环境里，谭绍勤不停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当校长、教育？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称为“草根教育”。“草根”指的是无钱送孩子上“贵族学校”或进公立学校念书的“低收入新莞人”。“草根教育”是为“草根”服务的一种教育，它的理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二、教育学生相信通过努力，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三、教师和家长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努力。
　　谭绍勤寄望于“让这种教育能够植根学生心底，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撼力”。但这三个内容，其实是三个难点。谭绍勤说，孩子们的虚荣心普遍很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是“草根”或“草根”后代。家里条件稍好一点，就认为自己是“精英家庭”了；家里有台跑业务用的小车，就是步入“上流社会”了。让孩子树立远大理想更不容易，农民工子弟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普遍差，正常教育都很难接受，任何想法都不能持久，“树立长远理想”更无从谈起。
　　 “草根教育”的特点是“求真”，而许多民办学校却是全方位“作假”，世风如此，谭绍勤觉得他可以把握好自己，但要想在这些尚“假”的“草根学校”推广“草根教育”，难如登天。
　　
　　“被耽误的一代”
　　对文康学校的教学质量，谭绍勤还是自信的，他说：“孩子在这里读完小学，回家乡读个重点初中没问题。但他上初一时还好，到初二如有什么变化，比如迷恋上网、抽烟、喝酒，那时家里没有父母，爷爷奶奶又管不了，这个孩子就废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学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随时都有学生来插班，每学期一个班也会有十来个学生走掉。能在这里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每班不会超过5个人。
　　农民工一年到头东跑西跑，家庭自然不稳定，单亲家庭的孩子多。谭绍勤估计文康学校学生的父母离婚率不会低于5%；单亲家庭加上重新组合的家庭子女，应该达到10%以上。这些学生普遍个性封闭、怪僻，心理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