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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飞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成立于1998年。彼时他跟大多国人一样，对NGO一词闻所未闻，心中仅有一份朴素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微薄报酬，步履维艰地维持机构存续。
　　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契机打开了热血青年的视野，他决意携“打工族”转型，不想一役成功，便在番禺造就了外界眼里第一个“国内劳工NGO”。
　　
　　从司法局走出来
　　 外界常常有一个误会，以为“打工族”为曾飞洋所创，其实当年他不过是个凑巧被拉下“浑水”的愣头青年。
　　1996年，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毕业，家里再三托了关系，使得他顺利进入家乡的司法局成为公务员。与同年几百名分回南雄的应届生相比，这绝对是份难得的优差，曾飞洋却不满意，在司法局呆了不到一年，就跳槽到广州经纶律师事务所。“司法局没事做，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他用简单一句话交待离开的理由。
　　“离开司法局，亲友虽然不理解，但还不至于反对。”曾飞洋说。毕竟当时经纶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在广东首屈一指，个人发展预期相当理想。他被安排在顾问部，专门替企业客户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其中，调解劳资纠纷是“重头戏”。“大多是工伤赔偿、欠薪等问题。”遇到这些案例，他就要代表企业与索偿的工人谈判。
　　1998年初一个案子让他印象至深：一个客户的厂里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工人被鉴定为五级伤残，按照法律，企业应向工人赔付10万元。然而，客户斩钉截铁表示，“最多赔5万。”无奈，他只得出面与工人讨价还价。
　　虽然，曾飞洋知道自己代表的企业一方完全不占理，但谈判任务却完成得异常顺利。皆因改革开放以来，在劳资纠纷里，工人天然就处于弱势地位。身体受到伤害也好，遭遇不公平待遇也好，他们的愿望只是如此卑微，希望多少获得一点赔偿。至于具体赔多少，泰半还是态度强硬的企业说了算，他们只能接受。
　　一个个伤残工人拿着“打了折”的赔款乖乖地走了，而这甚至不够偿付基本的医疗费用。客户和事务所对曾飞洋的工作很满意，但歉疚的念头却在他脑内挥之不去：这些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工，如今连唯一的资本——健全的肢体——都失去了，尚得不到公平对待，未来他们将如何面对困境？
　　“他们本不应这么无助，是社会刻意忽略了他们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曾飞洋感到，应该有人为他们做点事情。
　　正是这样的认知，使他与理想派的廖晓峰一拍即合。
　　
　　廖晓峰走了，曾飞洋扛下去
　　 根据媒体当年的报道，改变了曾飞洋命运的廖晓峰本是一个来自四川阆中的“打工仔”。一次偶然机会下，他运用自学的法律知识替一名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很快被誉为国内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1998年8月1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于广州番禺成立了“打工族”，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
　　为网罗人才，廖晓峰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熟谙劳资纠纷的曾飞洋。“那天，我们促膝详谈，廖晓峰做的事情，完全就是我想做的事。”
　　初次见面，廖晓峰就希望曾飞洋跳槽“打工族”，但他只承诺支薪600元，而曾飞洋原来的月薪是2200元。“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没有经济负担。”曾飞扬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但他料想不到的是，他刚刚舍弃律师事务所的前途走进“打工族”，把他拉下水的廖晓峰就打了“退堂鼓”。
　　“‘打工族’成立后，确实走得步履维艰。”一开始，廖晓峰想成立一个法律咨询机构，但因为没有律师证，工商部门只批了“代理文书处理”的业务范围，还特别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不过私底下，“打工族”的主业仍是法律咨询甚至代理，只是以“文书服务”名义收费。因初衷是为农民工服务，故而收费极低，只求维持“打工族”最基本的开销——通常一个案件下来，只收几百至一千元服务费。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服务费收不到。不少农民工一拿到赔偿就跑回老家了，“打工族”不但收不上钱，还赔了不少费用。
　　显然，当初凭着一时热情成立“打工族”的廖晓峰，对经营这样一个机构的艰难并没有足够评估，“打工族”成立仅短短一两个月，生存压力、精神压力和舆论压力已使廖晓峰处于内外交煎的境地。
　　此时，广东江南律师事务所拟成立劳工权益服务部，上门游说廖晓峰加入。廖动了心，问曾飞洋：“不若你与我一起到事务所去？”
　　“那‘打工族’怎么办。”曾飞洋的拒绝坚定而干脆，“要走你自己走，我不会放弃它。”这里本是廖晓峰梦之所在，然而两个月的艰难打拼使他的梦想迅速褪色。但同时，更坚定的理想却植入了曾飞洋的骨髓。
　　“假若一点挫折就言放弃，又怎值得当初决然的离开？”
　　廖晓峰终于独自别去，临行，他将“打工族”作价6000元转让给曾飞洋。表面看来，这6000元买下的仅是区区几部固定电话的“资产”，但它终于成为了曾飞洋决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步履维艰
　　 回想起廖晓峰的出走，如今曾飞洋依然感慨，“他内心始终缺少一份坚持”。不过也许不能对廖晓峰太过苛责，因为“劳工维权”在中国一直就是一份太过难以坚持的事业。政府部门的忌惮，经济的窘迫，身份的尴尬……廖晓峰出走后，曾飞洋也尝遍了这些压力的滋味。
　　1999年，司法局对“打工族”进行检查，以“文书服务部不能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为由，判其超出经营范围，暂扣了营业执照。虽然执照后来还是拿了回来，但本来就入不敷出的“打工族”收费只能更加谨慎。而与此同时农民工们仍继续拖欠服务费。为了节省开支，曾飞洋每天除关心委托案件伤脑筋外，还要斟酌吃穿用度。“我们5个人，全天伙食费控制在15元以内。就是买点豆腐、青菜回来自己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