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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经视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令很多刚庆祝了燕京大学90年校庆的校友奔走相告，观众们也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6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摄制组北上南下、国内国外辛苦拍摄的初衷。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56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而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纪录片仍然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
　　
　　无缘无故，重返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45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6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