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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也未尝没有把东盟国家当成原材料供应地和原料进出通道的想法，流传已久的中国在印尼和缅甸砍伐原始森林的传闻，对中国摆脱“经济殖民主义”的形象，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记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某个国际场合，中国学者就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问题，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澄清。但国外学者却打了一个比喻：大象尽管是食草而非食肉动物，但它如此之大，谁呆在它身边都会有些担心，何况大象一旦发怒，其后果也不得了！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大象”，也就是在用来比喻中国。这种心态，是东盟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很难完全消除，一遇合适的土壤就可能发酵。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把东盟国家当成廉价商品销售地的想法，大力推进产业升级，避免和东盟国家在这一点上迎头相撞，产生纠纷和摩擦。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发生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腾中获得悍马品牌、商标和商品名称的所有权；2009年胡润中国富豪榜，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以财富人民币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这说明，中国已经不仅仅在承接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以汽车、大飞机、化工、重型机械为重点的世界产业链中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都在向中国逐步转移。在全球化的世界产业大分工中，中国由世界产业链条中的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进军。这是“中国制造”本身的好消息，对中国和东盟关系和长远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好的契机。
　　
　　何谓“负责任”？
　　30年来， 中国从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国际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而何谓“负责任”，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过去几年来，中国的领导人携带大批贷款和援助资金频繁访问东盟各国，帮助缅甸和老挝等国家修建公路和港口，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慷慨地承诺大笔投资。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北京的政治影响也不断增强。
　　显然，中国对“负责任”的理解，还更多停留在输出利益，自己吃亏、让别人占便宜的层次上，以为经济上的好处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互信。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时代，中国曾经本着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向一些国家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和各种支持，甚至牺牲了不少人，换来的只是廉价的赞扬和口惠而实不至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无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而且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不通的。
　　到了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摈弃了这种做法，但它在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外交无小事”、为了面子好看而不计成本地付出，这些情况在中国外交中并不鲜见。而从世界范围国家关系发展的历程看，维系两国关系的最深厚纽带，经济利益只是一个方面，建筑在经济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道德制高点，则更为根本。
　　2009年，大国纷纷增加了对东盟的经济和战略投入。中国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首次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美国与湄公河下游流域国家之间的合作正日益加强；日本与湄公河5国领导人在东京举行首次会议，加强了日本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弱势的一方，东盟可能会对经济利益更大的一方有更友好亲近的表示，但南海问题的存在、历史的纠葛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疑虑，使得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始终很难达到新的高点。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东盟的外交还停留在首脑层次，即领导人互访频繁，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中下层，仍未形成巩固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行业交流，以及各部门和各团体之间机制与渠道的衔接，或者是经济的深层链接和融合。
　　往深处看，更难的是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链接和融合。在东南亚，不同的文化、种族、宗教、政治交织在一起。这里向来有五大文化，即伊斯兰、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与道教文化。中国即使在历史鼎盛时期，其儒教与道教文化只出现于越南，而未能在东南亚其它国家盛行。要达到与其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链接和融合，谈何容易？
　　显然，无论从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还是“中国制造”升级的角度，东盟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但这条路，至今仍然漫漫而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