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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2009年年底以来房地产调控的本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2009年地方性群体事件频出正是县乡经济颓败土壤上恶之花。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
　　 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体系内对要素资源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财富再分配考验财政变革
　　地方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引擎。中国2009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在其背后，浮现出的是困扰中国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政府体系。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30多年的脆弱平衡。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土地是各级政府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政府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政府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很明显，中央高层是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在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要把调结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然而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收效甚微，中国经济深深地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无法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