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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公共财政应成为二次改革
　　先行目标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政府来说，“减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本已沉重的税收负担，由此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以及国内的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向“公共财政”转变。
　　
　　抽水式的财政分肥走到尽头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几乎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深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国有企业。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