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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认同。回忆起业委会成立之初的种种冲突，73岁的老人突然童心大起，要考一考记者：“你知道在中国，大家通常会推选什么样的人当业主维权的领导者么？”
　　当然是那些锐气十足的激进派，他们热衷扯横幅、游行、上访，奋不顾身。
　　范国振恰恰不是那样的人。
　　其时南天一也有人提议在楼体拉大字横幅、贴标语，因小区正对深圳市体育馆，是中央和省级领导巡视的必到之处，足以引起政府注意。
　　老范极力反对。“面对集体侵权，中国的群众大抵只分两类。一类人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另一类则全是激进分子，动辄贴标语、搞运动。”他奇怪，偌大的礼仪之邦，仿佛没人懂得谈判与协商。如果有谁在激动人心的时候提出依法维权、协商谈判，多半会被认为是开发商收买的“叛徒”。幸而范国振先有联名信的功绩，后有辞职维权的壮举构成信任基础。
　　他据理力争，称过激的维权方式只会引起政府反感，就算取得一时的胜利，最终也是得不偿失。“我说，千万不要搞运动，中国这几十年来这么多次运动，我一次不拉都经历过，伤害太深了。但凡搞运动，永远没有赢家。”他的客厅墙上贴满了家庭照片，其中一张是“文革”时期的黑白照，骨瘦如柴、面目全非。
　　说到激动处，他拍桌子。“如果你们非要搞游行、挂标语，我就飞去美国跟女儿住，等你们自己搞完我再回来。”
　　
　　斗智不斗勇
　　在老范的坚持下，这些年来，南天一花园在激烈的维权过程中从未贴过标语，也从不曾游行静坐。不过，不激进并不代表不作为，“因势利导”的维权策略才是范国振得以在业主维权领域享负盛名的重要因素。
　　要求还原绿化地的联名信递出后，他再就架空层问题“出招”。一封致全体业主的信里阐明了“商品房架空层产权属全体业主”的法律精神，业主哗然。
　　然而，尽管南天一花园的“绿化用地”、“架空层”、“二栋配套公用管理用房”等问题，无不是在“私有产权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的观念下提出的，依循法律途径追讨产权之路却最是荆棘满途，业委会甚至难以成为诉讼的“适格主体”。范国振心里明白，产权意识只能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维权策略又是另一回事。
　　2002年前后，中央领导将视察深圳，市政府加大力度整治“违章建筑”，老范即组织业主进行行政诉讼，提出小区架空层的商铺属违章建筑，应予拆除。同时，诉讼过程中他联络当地媒体介入调查，舆论压力一时无两。
　　由于清拆违建的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的政策重新取得了一致，2002年11月，国土部门的铲车终于开进了南天一花园，业主眼中的“毒瘤”——长期占据架空层的108家商铺和发廊被清拆一空。
　　2000年6月，开发商推倒小区东侧消防通道旁的围墙，欲将南天一花园小区内的道路、停车位和绿化草坪作为对面沃尔玛商场购物者的公共通道。尽管业主证实了围墙在南天一花园红线图内，但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各种利益关系，并不批准业主恢复重建围墙。
　　范国振沉吟良久，并不与政府硬碰，而是沿原围墙轨迹修建了一列绿化分隔栏。一人高的尖锐铁栅栏替代了围墙作用，将小区道路与沃尔玛完全分隔开来，重新恢复封闭管理。
　　“我半辈子都是搞技术设备的，向来只重视目标的设定，至于达成目标的方法可以非常灵活多变，只要有效就行。”如果说最开始，业主激愤的情绪只是被范国振旁征博引的言谈暂时安抚下来，那么当小区一步一步恢复绿色、宁静之际，不由他们不折服。
　　李太太有一溜儿的维权口头禅，“要因势利导，要进退有度，只能顺守、不能逆取……”她掰着手指头煞有介事地说，一听便知全属老范出品。
　　不过，在业委会里，范国振并不搞一言堂。2000年，大家提出炒掉物业公司，他先是反对，希望通过协商达至共赢。“我说，现在炒掉他们，本体维修基金会被拿走的。”然而，经过长时间努力，城建物业公司一直拒绝与业主对话及妥协。2001年，业委会再次表决更换物业，老范同意了。
　　“既然大家都赞成换，那就换。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换得有策略，不能急进。一要接受谈判，二要留用所有保安和清洁工人，三要邀请原物业公司参与重选投标。”经过1年零3个月的斡旋，2002年，南天一花园终于通过招标和平更换了物业管理公司，其间没有发生一次肢体冲突。
　　然而，更换物业公司后，管理费固然大幅下降，老范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小区109万本体维修基金被城建尽数卷走。
　　
　　维权之难
　　 “在中国，业主维权真的很难！” 老范屋里放满法律、维权书籍，重点处全做上了笔记、注释，但维权10年后，老头却对法律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把业主维权的方式归总为几大类。
　　一是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就侵犯业主物业权益发生的矛盾纠纷问题直接对话、协商，是为最简捷的渠道；二是业主向开发商、物业公司的政府主管部门投诉；三是采取公开挂横幅、上街游行、堵路、静坐等激烈维权方式，引起有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四是依靠新闻媒体的曝光；五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当中自然以法律维权最为名正言顺，但这却是除游行静坐以外，范国振最不愿意走的路。“我常说合法维权，但决不是指通过法律维权。这完全是两回事。”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意惊动法院。
　　“原因很简单，法律一向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与开发商硬碰硬地掰手腕，业主始终是弱势的一方。”
　　不过，一旦别的路都已经走无可走，最后剩下的也唯有法律一途了。
　　从2002年城建撤出开始，南天一业委会就一直循法律途径追讨本体维修基金，历经6年多，直至2008年才有了结果。而两栋小楼的产权和多年出租所得则至今尚未追回。而这期间，双方大大小小的官司已经打了近20场，业主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维权成本难以估量。但相应地，物业公司这些年来的侵权却仿似顺理成章，不费吹灰之力。侵权成本与维权成本的不对称，令人寒心。
　　最近这次业委会换届，老范本不想再竞选主任了，他今年已经73岁。
　　但业主和其他业委会成员都不答应。李太太扯着嗓子说：“老范，你要是不干，我们也退出业委会！”他想了想，两栋小楼的产权还没收回呢，官司还得打下去，这还真不是个撂挑子的时机。于是又连任了一届。
　　尽管官司难缠，但打了这么多年，狡猾的老头也总结出了诸多“鬼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