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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岁的范国振是个快乐的高个子老头，曾是电缆设备高级工程师，然后才一不小心成为了深圳业主维权知名人士，继而从业主委员会主任一直当到居委会主任——这个“意外”至少改变了他10年的生活轨迹。
　　
　　致市长的一封信
　　 1989年，范国振入住深圳南天一花园，彼时，他还是德国KARCHER（深圳）公司经理及高级工程师，后来妻子随女儿移居美国，他一人住两层复式公寓，独来独往。没人能想象他将与处理邻里纠纷的居委会主任一类角色联系在一起。
　　戏剧性转折发生在2000年。
　　南天一花园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发的商品房住宅小区，由于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同属深圳城建集团，同声同气，管理强势而混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花园7000多平方米的架空层就被物业公司改为商铺、仓库用于营业；南天大厦一栋西北侧3000平方米的原规划绿化用地也被占作餐饮、停车所用；小区规划的二栋配套公用管理用房则被开发商改造后对外出租……
　　大步流星走在小区内，穿过早已被清空的架空层，老范余忿未消：“架空层一共有108格，每格租金3000多。其中色情发廊就有28家，平均每家5个女孩子，100多个女孩每天化着浓妆，像鬼一样在这里游荡。小区门户大开，香港人和台湾人纷纷闻风而来买春。绿化用地则成了一条食街，炊烟滚滚、老鼠遍地跑。”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老范住了11年，也冷眼旁观并忍耐了11年。由此可知，从一开始，他就非一个维权的激进派。
　　2000年，城建变本加厉，打算在占用的绿化用地上进一步建起综合大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段时间里，有业主因为家中被爆窃，对小区治安失望透顶，举家迁离了南天一。
　　导火索引燃了积聚已久的情绪，终于有人选择了不再沉默，那是已年届63岁的范国振。业委会成员李太太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境：那个住在隔壁的老头写了一封致张高丽书记、于幼军市长的信，提出恢复规划绿化用地的诉求，然后自个儿搬张桌子坐在小区里，邀请其他业主签名。
　　在那之前，小区里没有谁认识范国振，他也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其时大家对业主维权还缺乏意识，对老头子的“上书”并不抱有太大热情。南天一花园1140户住户里，只有数十人在信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毕竟因此记住了这个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物。
　　令那些对维权持观望态度的业主意外的是，由范国振起草的联名信很快得到了批复，深圳市国土局责成城建集团中止建综合大楼的计划，并将绿化用地恢复原有用途。虽然城建集团并没有马上执行国土局的函令，而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拖”字诀，但形势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老头，你犯神经病”
　　 “当大家发现维权真的可以起到作用时，部分业主就主动联合起来组成‘业主联络小组’，决意抗争到底。”李太太说话总是高八度、手舞足蹈，她是个充满热情的人，2000年开始就是业主联络小组及业委会的中坚分子，对范国振推崇备至，“多亏老范基于义愤、拍案而起，把我们给唤醒了。”然而她没有发现老头子在旁边摇头窃笑。
　　范国振从不认为自己应与充满戾气的“斗士”们站在同一队列。“啊，不不，我不是个‘维权斗士’。”前11年不义愤吗，为什么那一刻才站出来？只有正义和愤怒并不足以促使他行动，他更看重方式与时机的结合。
　　中国的业主维权在多数时候都是一件费时、费力又难见成效的事业。南天一花园业主的几大心结——出租的108格架空层、绿化用地及两栋小楼权属问题，都涉及产权纠纷。如果循正常法律途径进行产权争夺，可争议处有很多，没有几年时间难以寄望问题得以解决。
　　老范很现实，“明知道现在根本办不成的事情，就不要去办。”
　　那一年，他之所以拍案而起，是因为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看到另一线曙光。“当时，深圳市政府正在强调‘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向着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花更多、城更美的目标进行高起点规划’，这个大背景下提出还原绿化用地，政府不能置之不理。”果然，他们乘对了这一程政策东风。
　　不过，在业主维权意识被挑动的同时，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反扑亦来势汹汹。正式的业主委员会成立需要经历备案、审批等一个颇长的过程，部分维权积极分子率先成立了一个“业主联络小组”。但是，每当联络小组开会，物业管理公司就以“非法集会”的理由进行阻挠；保安整日火眼金睛地逐家逐户巡视，以防联络小组向其他业主“秘密派发传单”。
　　李太太戏称那段日子是“地下党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有几次，老范回到家，发现钥匙插不进匙孔，门锁被异物堵塞了——那是物业给他的“警告”。
　　而作为回应，范国振做了一个近10年来最重要的决定——辞去KARCHER公司的高薪厚职，全力以赴推动绿化用地的恢复和业委会的成立。
　　远在美国的老伴得知这个消息，气急了，越洋电话打回来，劈头就是一句：“老头，你犯神经病！”
　　KARCHER负责人也追问：“是意大利公司把你挖过去了吗，是嫌薪酬不够丰厚？”老范答：“不，我要去做业委会。”对方讶然：“业委会是什么工作？收入很高？”范解释：“No，那是社工。”德国人恍然大悟，竖起大姆指，不再挽留。
　　
　　理性维权论
　　侃起这一段，老范得意洋洋。因为即使是当时那么气急败坏的老伴，事后也承认他的决定是睿智的，并不带有所谓悲壮的“牺牲”色彩。
　　“我们来算一笔账。从60岁开始，我每月领取六七千元退休金，女儿不时寄钱回来。老头子除了买书外没别的嗜好，钱根本花不完。如果我呆在德国公司，每月当然还会增加一两万收入，然而这些钱却是我生活中完全用不上的。”弃守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并无所谓“牺牲”，但范国振因而得到的，对一个大都会里的空巢老人来说弥足珍贵。
　　2000年11月，南天一花园业委会几经艰难得以成立，范国振即被推举为首届业委会主任。至2010年，南天一业委会历经4次换届，“范主任”的地位坚不可摧。这样的拥戴是以前那个高级工程师范国振想都不曾想过的。那时他一如冷漠繁忙大都市里其他公寓楼的住户一样，独来独往，甚至连隔壁家的主妇姓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在小区内略一走动，“范主任”、“老范”的招呼声不绝于耳。“老伴和女儿回来的时候开心啊，走到哪都有人热情问候，左邻右里轮番请客，总是胖了一圈才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