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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突击花钱已成为中国财政制度的一道亮丽风景，即使是财政部门将“财政压力太大”从年头到年尾挂在嘴边，也依然无法摆脱这一“惯例”。中国的财政预算模式仍有望竞争世界上最昂贵的一款。
　　弊病的根源在于中国财政制度的严重缺陷，反映的是财政预算收支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表明预算水分过大。现代公共财政预算追求的是总额控制、配置效率、运作效率和财政问责。而中国目前财政预算的问题是仅有总额控制，其他几项基本虚设，遑论问责。刚性的预算民主之路依然漫长。
　　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财富是一个恒值，政府占有的部分多了，人民占有的部分必定少，与之对应的是，关系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就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中国当下财政首要任务仅是支持政绩所要求的经济增长，显然有违改革初衷。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数次税改，包括农业税取消、所得税内外合一等，分别对企业、个人减税让利。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创收冲动，企业负担愈重，未来企业的税负环境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财政收支上的逆调节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分化。
　　由于历年来主导财税改革的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凸显出目前财税改革最大的现实困难：中央和省级政府是否会主动向地方下放财权。中央高度集中财权，地方在事权压力下乱借债或乱收费。金融危机以来，驱动集权化导向改革的力量明显强于驱动分权化改革的力量，这种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
　　呼唤阳光财政，现在无论是税种的确定、财税的分配以及历次财税改革，主导者始终是征税人——政府，而不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关——人大。在权力主导型财税体制下，财权或许偶尔会在上下级的利益博弈中发生些微转移，但始终没有到过纳税人手中。这或许才是中国财税改革的攻坚难关。
　　毋庸置疑，中国式财政已经到了实施战略调整的节点，小修小补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现实，然而这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政治魄力，需要政治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