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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的例行晨会结束之后，稍加整理，26岁的谢英峰和25岁的卫淑丰离开公司，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出发了。这是2009年12月24日早晨9点，席卷北方的降温天气正在到来，大雾笼罩下的冬日清冷而寂寥，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聚才胡同的巷子里热闹了片刻，便又静寂了。
　　“昨天一共放了45户，75万。”开车的谢英峰扭头和同事们交流着刚刚例会上得到的信息。这是好消息，是他们所服务的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自2009年6月13日成立放出第一笔贷款以来，单日放款户数和额度最多的一天。昨天公司大厅里的热闹场景仍令人兴奋，作为信贷员，他们这天上午的工作是根据贷款申请名单，逐户上门核实情况。
　　半年来，谢英峰和卫淑丰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如此。此前，二人一个是蒲州镇果品协会的工作人员，一个在永济城郊的民营幼儿园当老师，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家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创办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联合一些社会投资家所组建的公司，目前是山西永济市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截至2009年12月31日，累计发放贷款1206笔，金额1821.1万元。论金额，永济富平并非大手笔。但论特点，永济富平却是唯一一家将公司总部设在村庄里的小额贷款公司，且单笔金额都在2万以内，是真正面向农民的微型金融服务。
　　2006年到2008年，富平学校便一直在通过项目的方式，与永济蒲州镇果品协会合作开展直接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无抵押，无担保，额度单笔2万元以下，3年累计发放贷款1687笔，累计贷款总额近700万元，1000多个农户家庭受益。
　　3年的项目积累了经验，这也是2009年富平学校要在永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进行商业化尝试的初衷。兼任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的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说：“我们不仅是家贷款公司，我们还是发展组织。”在他的计划里，永济富平将创立一种模式，一种真正使得微型金融服务能全面促进中国农村发展的模式，“尤努斯在孟加拉做不了的一些事情，或许可以在中国取得更好的效果。”
　　
　　谁说农民不讲诚信？
　　出发半个小时后，谢英峰到达了他负责的太吕村。
　　前一天，这个村子的两户农民到公司大厅填了申请表，各贷2万。一户是村里帮人建房的包工头，东家拖欠工钱，他又不得不欠工人工资，年关将至，他计划贷款支付工人工资。另一户是村里的干部，想承包200亩地种大棚蔬菜，一时周转不开，也想到了富平。推门进去，他们不在家，妻子却也不知道丈夫的计划。
　　“你都清楚我们这小额贷款吧？”坐在炕上，谢英峰开始一一讲述细节。必须是夫妻、父子、或者其他直系亲属两人一起同意才可以申请贷款，需成年家庭成员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不需抵押不需担保，单笔最高限2万，分3个月，半年期和一年期三种，月息1.75%，年息21%，可提前还款，但需多缴一月利息，还贷一周之后可以再次提出申请。
　　谢英峰说夫妻关系是他们信贷员审核的重要指标，“妻子不同意贷，申请被否决的挺多”，因为这几乎决定了贷款户的还款意愿，另外便是观察还款能力，这两户因为妻子不知情而丈夫不在家，明日他还需再来一次。
　　从太吕村出来，谢英峰开车送卫淑丰前往她负责的几个村。天更冷了，北方的乡村一片寂寥，只有盖了白霜的冬小麦透着绿色的生机。那一路，卫淑丰审核了4户，一位在集市上开饭馆的农民，因为儿子结婚要支付女方聘礼金，贷2万，半年期。一位在永济市刚开了间KTV歌厅的农户，儿子要种大棚葡萄，但自己流动资金不足，贷2万，一年期。一位当过村长的农民替自己的朋友贷2万，一年期，因为他那朋友的村子还不属永济富平放贷的区域。最后是在村里开小杂货店的两口子，他们也贷2万，为的是春节销售旺季到了，要多进些年货备着。
　　“操蛋的很！”这是杂货店主的声音。提起向一些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艰难，贷款户众口一词：一年也放不了几次款，要贷就要托关系，请客吃饭看人脸色，但这还不保证一定能贷下来。即便贷下来，按照强制性的规定，也需要抽出贷款金额的10%入集体股，说是年末会有分红，可那收入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说利息比小额贷款的低，但这么算下来，也差不了多少。
　　按照银监会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永济富平的年利率21%实际已接近上限，那么为什么不向熟人借款？“亲朋手头也不一定有钱，再说村里管熟人借钱，虽然不要利息，可要欠人情，钱好还，人情不好还。小额贷款利息高，但简单、方便、快。”
　　像谢英峰和卫淑丰这样的信贷员，永济富平还有8位，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永济富平目前主要在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开展工作，81个自然村，1.3万多户，被划为10个片区，10个信贷员每人负责一个，现在每人手上都有100多个客户，这个寒风阵阵的上午，他们大多出门审核客户去了，车只有一辆，剩下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电动车，或者步行。
　　等返回寨子村公司总部，已近中午1点，在食堂吃过饭，下午的工作随即展开。10人之上，还设有一位信贷主任，信贷员审核过的客户，需要信贷主任王变娥再亲自上门审核一遍，如获通过就及时放款。这天下午，王变娥挨村审核通过了5户，两户是儿子结婚用，另外3户用来买葡萄苗，买翻斗车搞运输和替外村的姐姐贷，金额分别是2万、1万，1.5万、1万和2万。
　　下午4点刚过，王变娥回到公司不久，其中的3户便紧随而至来领款了。“你别看只有1万、2万，但方便及时，这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一路都在给记者讲述缺乏资金给农民造成各种难处的王变娥本身就是蒲州镇的农民，1965年出生，自2006年开始参与小额贷款项目的她说：“谁说我们农民不讲诚信？农民可好了，你只要做好农民的工作，他们想尽办法也会还钱。”
　　王变娥的观点是有数字支持的。2006年到2008年，北京富平学校的蒲州小额贷款项目，累计放出700万元，还款率近100%，大部分都是王变娥亲手处理的。
　　“我们不收礼，到农户家里，连口水都不喝。”传统乡村信贷机构在乡村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得仍有农民为了尽快贷款而想请永济富平的信贷员吃饭或送礼，这被明文禁止。“吃了农户的拿了农户的，到时候拖欠不还，农户也觉得理所应当，”王变娥说，“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大胆地贷，也有个别贷了农信社的款项一直拖欠，但贷了永济富平的款，却会及时还款的农户。”
　　1983年以来，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开创的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早已证明“穷人一贯是守信的”。格莱珉的经典模式是5人组成一个贷款小组互相担保，每周还款一次。目前格莱珉银行与海南农信社合作推广的小额贷款项目也移植了这种方式，但永济富平并非如此。
　　沈东曙说：“孟加拉和中国很不一样。很多人说农村人都在一块，但真到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找到4个担保并不容易。很多孟加拉穷人的主要产业是手工业流通业，每天都有现钱，每周还钱是可能的。永济主要是农区，种一季麦子，秋天收获才有钱。每周还款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