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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2010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正如各界此前所预期的一样，中央在大方向上仍然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切波澜不惊地朝着经济向好的大道上继续行进。
　　回望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人养成的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都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一直持有审慎怀疑态度的观察家们，在新世纪到来之后，也彻底接受了中国经济作为一架“永动机”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经济的这种习惯印象并没有因为肇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而有丝毫动摇，反而因为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强劲表现，而变得更加牢固。在对未来铺天盖地的悲观想象之中，“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不胫而走。中国，几乎成为带领深陷泥淖的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诺亚方舟。而在另外一面，一些心急的学者们已然开始著书立说，高谈阔论所谓“中国模式”。显然，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危险的思维定式。
　　不过，最大的危险并不来自这里，而是来自政府的另外一种习惯性思维：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医治一切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不二法门，甚至变成公共治理的唯一目的。在过去30多年中，尤其1990年代之后的20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奉此为执政圭臬。作为一个失去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资源的政府来说，这种思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才有足够的税收兴建各种基础设施，也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民众才能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按照政府的逻辑看来，所有这一切增量所带来的满足感都将转化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十分幸运的是，借助市场活力的释放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以这种高速增长作为基础的战略也一再被证明是成功的。这种非凡的成功一再强化了中国政府将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种前提条件的执政策略。他们相信，无论这种战略造成了多少社会及政治代价，只要有财富的巨大积累，政府就有能力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某一天，腾出手来，一揽子解决那些被乐观主义者们轻描淡写为“发展中问题”的历史债务。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对于这种战略，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中国民间都出现了强大的反思声浪，但遗憾的是，危机的到来不仅没有深化这种反思，反而中断了这种反思。出于某种短期的策略性考虑，在危机到来之后，中国政府祭出了他们最为拿手的投资刺激计划。4万亿投资及远远超出领导人预料的近10万亿的信贷扩张，促使中国经济在剧降之后又大幅反弹。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中国经济在产能严重过剩以及结构高度扭曲的基础上，又向危险的边缘迈进了一步。所有的常识都告诉我们，一旦这种经济增长路线被崩断，接下来发生的将是一场无法控制的经济灾难。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这种危险，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不仅是非常清楚的，也一直发誓要加以避免。然而，形势比人强，现实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近忧与远虑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与其说是近忧压倒了远虑，毋宁说是，只能在现实给予的狭窄空间中戴着镣铐腾挪。这无异于暗示：整个体制已经很少有机会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成瘾性依赖。
　　
　　黄金时代再也回不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似乎又一次获得了热烈的喝彩。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危机已经渐行渐远，很快就会重回危机之前那个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不幸的是，笔者认为中国可能很难回到那个时代了。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过去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化。市场的急速扩展不仅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也在宏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在未来，市场活动将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会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的过度及扭曲的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化空间甚至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小。
　　其实，拨开中国经济奇迹的迷雾，不难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笔者称之为的低权利因素。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政府凭借其独特的体制禀赋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将公民权利压缩到了维持和被动增长的水平。通过这种压缩，中国各级政府将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这包括压低弱势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大规模下岗、深度的环境破坏、对农民土地的低价获取等等。凡此种种，虽然诱发了中国在短时间内的持续高速成长，但也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严重透支。比如，严重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对立；灾难性的环境恶化。很显然，随着中国社会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日益不满，中国经济这个秘密武器的效能将大大降低。不可否认，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市场和未来为名义所进行的剥夺仍然会持续，但社会的抗拒也会更加剧烈，从2009年不断涌现的群体事件可见一斑。
　　检视中国的经济奇迹，冷战结束后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手。在过往的20年中，以市场的全球性扩张为主要方式的全球化运动，使中国的低权利成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使中国以政府主导的超高投资率的经济结构得以幸存，而且还因庞大的外需大幅拉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从战后开始的一个长达60余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正在落幕。各民族国家的市场壁垒纷纷树起，利益受到严重侵蚀的阶层对全球化的声讨也清晰可闻。在全球市场扩张受阻的时候，中国独特的竞争优势终将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国面临的全球市场形势与前面20年已经形成深刻的逆转。而这种逆转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虽然所有国家都虚与委蛇地声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只要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不发生根本好转。这种宣称都只可能是说说而已。
　　对于当今的全球市场趋势，大多数人都喜欢使用“全球经济再平衡”这样一个无比中性的术语加以描述，然而，有必要提醒的是，在这种所谓“再平衡”过程之中，将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痛苦。对于中国，则可能尤其如此。它意味着无法用以前的方式来谋求经济增长。
　　有一种未经深究但却异常坚定的信仰认为，只要提高消费率，中国经济就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高速增长。但无论按什么标准，中国每年以15%左右增长的消费，都只能以高速描述了。无法想象，在这样一种高基数上，中国的消费如何进一步奇迹般地得以提升。于是，提高消费率的唯一办法可能是：降低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降。
　　总之，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几个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快速消失。如此，中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前景：一个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前面30年的灰暗时代。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以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来说，这将是一个陌生的时代。但中国显然已经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