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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牛区拆迁户自焚事件之后，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务院正在准备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目前已经组织了相关部委局，再次进行前期的立法调研工作。
　　就在官员透露消息的同一天，北京大学法学院5位教授以公民名义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除或修改《拆迁条例》。简单地说，这一行政法规与宪法、法律冲突，征收完成后才能拆迁，征收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只是为了公共利益，征收的主体只能是代表国家的主体。
　　假设这一建议通过，征收没有结束，所谓拆迁根本就谈不上。从逻辑上说，强拆造成的悲剧自然可以大大减少。但很多问题就打了问号。
　　比如说，改造城中村算不算公共利益呢？如果说不算，是公民和企业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政府誓言多少年彻底改造完城中村就是一句空话，或者说政府就必须放弃这样的计划。拆迁经济就必须停下来，多少建设投资的数字就要去掉。
　　如果说是，那么所谓依法行政的路子怎么走？在宪法层面的意义上就必须对于公共利益达成全民性共识。否则，转了一个圈，最后还是回去了。法院都说是公共利益了，动用警力的理由更充足了。
　　事实上，在现在的拆迁中协商的成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即使法律没有依据，群众至少还可以还你一句“不能侵犯群众利益”的党纪要求吧。但同样，人们发现，约束多了，但有些地方政府还是要落实自己的计划，于是乎，一些潜规则手段日益泛滥，比如默认黑社会威胁，搞株连式惩罚等等。更有甚者，在拆迁经济之下，基层民主也随之变异，老百姓选出来的成了政府的“帮凶”。
　　对老百姓来说，悲愤下的自焚固然让人不寒而栗，但日常化的拆迁折磨（这一点即使征收和拆迁分开之后也不一定减少，甚至可以判断会增加）更是长远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