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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逢岁末，跨入25年的《南风窗》，其“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也进入第七个年头。
　　全世界、全中国的媒体，唯有《南风窗》将“For the public good”（“为了公共利益”）打在了自已的封面标志上。总有人问我:“为了公共利益，何解？”
　　有人说：公共利益就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最大公约数”，不是“亿万人民意气风发的大跃进”、“大革命”、“大运动”，也不是泄愤情绪“大呼隆”的“群体事件”，而是理性、长远的利益诉求和体现，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我们退开一步审视社会，在当今“民主共和”的时代，“民主”是社会成员公平的权利，没有民主，谈不上共和，这个“共”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的“共”，这个“和”可以理解为“和谐社会”的“和”，完整的表述应是：有了公平的权利才有公共的利益，有了公共利益才有和谐社会，我想，这才是“民主共和”的真谛吧。“和谐社会”是人们追求的最佳社会状态，公共利益，则是和谐社会深层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没有公共利益，就不会有和谐社会。
　　我们再退开一步审视当今的中国，发展的速度令世界瞩目，持续的经济巨大增长和进步的社会成就，同时，伴随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联合国研究机构 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年收入达到2500~3000美元时，社会将发生转型。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这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是一个矛盾汇聚期，也是一个矛盾磨合期。发展与转型的矛盾如激流汇至的当下中国，靠什么让中国的“诺亚方舟”驶向“和谐”的彼岸？答案应该是：唯有坚持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各政党、各级政府和各阶层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只有重新凝聚共识、孕育力量，才能正确地扬帆远航。
　　政府，是公权力的代表者和行使者，应当是体现公共利益的实操者、守护者、建设者、协调者。因此，政府应该是为公共利益的“服务型”政府，不是“庙堂之上”威权的“虎狼政府”，不应对外是“嘉宾”，对内是“家奴”。公务员应该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职人员，是“公仆”，不是公共财政供养的“衙役”、“衙内”。公共财政应该是公众明了的“阳光财政”，不是躲开公众视线被偷吃的“奶酪”。公众的知情权应当受到尊重、保障和畅通的兑现，而不是对“愚民”的“严管”和封杀。税赋应该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善治”，不是巧取豪夺的“恶法”，纳税人不仅有纳税的义务，还应该有对税赋监管的权利并享受公共产品的回馈……正因为如此，制度设计及公共政策、立法及执法更应以保障和实践公共利益为核心。这不仅仅是政府和政党的事，今天的中国，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也在日渐高涨，而理性表达、平等对话、民主参政议政的意识也在日渐增强。社会各阶层为公共利益而呼吁，不仅不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反而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各级政府官员执政作风的转变、执政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党和国家所倡导的政治文明的不断成长。
　　当今中国，面对多元化价值取向和利益分割的现实，高调的“大公无私”是不切实际的。现阶段中国的民生问题，早己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单纯对温饱财富的追求，而上升到一种对“安全感”的更高级追求——私产保护、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安全、公共防疫、社会治安、法制建设、社会劳动保障、公共财政……这些问题都属于与社会各阶层和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人们共同关注而又极具根本性意义的公共利益的范畴。
　　“公共利益”没有“主、谓、宾”，不是谁为谁的事，社会各阶层和全体成员是可以接受和汇聚在公共利益旗帜之下的，每个社会成员点点滴滴的努力，每一样进步都汇入“为了公共利益”这条流淌的时代大河，参与到全社会全民族公共利益的建构过程之中，“与共和国同行”。
　　新闻人，应该是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也是参与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对社会的进步起建设性作用，应当努力追求成为一个独立、理性、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南风窗》就努力阐释何谓“为了公共利益”，并将它与新闻理想联系在一起，我们曾在“窗下人语”中郑重写道：“现在，我们把‘For the public good’写到了旗帜上。因为，即便记者只是卑微的历史记录者，他也可以在不失客观平衡的报道中，用具有穿透力的文字驱散表象的迷雾，将与公众利益攸关的事实凸现出来。”
　　7年里，我们从未停止过对“为了公共利益”的追问与探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在这样的一个复杂、激变而沉重的转型时期，《南风窗》从未放松过自己的媒体责任，不懈地推进“为了公共利益”，使之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