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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在邻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强势的时候，面对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印共中央主动宣布放弃近5年不很成功的武装斗争道路，决意“通过选票箱击败国大党”。此后国会的每次选举，印度共产党都无一例外投入选战，并多次取得不俗成绩。
　　50多年来，印度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迄今已拥有160多万党员；不仅在地方拥有3块执政“根据地”，辖下治理着1亿多人口，还在十多个邦议会拥有席位，且对于历届联邦政府和国会，都能发挥一定影响。不论是作为反对党，还是第三势力的代表，印度共产党都能显示其活跃身影，国会的稳定议席使其成为具有“勒索”能力的政党。
　　
　　体制内追求反体制目标
　　尽管丢掉了枪杆子，长期浸润在体制内，印度共产党却能始终保持革命激情，既没有像欧洲同僚们那样变色，一步步“社会党”化，也没有像亚洲多数共产党那样“群众党”化。这支具有89年光辉历史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体制化的能力。
　　1962年，印共总书记高士去世，加之彼时炙热的共产党国际大论战，以及不幸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令印共内部原有的两派路线之争激化。党主席丹吉主张联合国大党实现“民族民主政府”，而孙达拉雅派则强烈批评丹吉集团放弃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搞阶级合作，强调要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年之后，孙达拉雅派出走，另召“七大”，此后这一派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两党并存竞争时，坚持体制内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印共（马）迅速崛起。1967年国会选举，印共（马）首次参选即一鸣惊人。59人披挂上阵，赢取19席，超过印共。此后印共（马）愈战愈勇，在随后的10次人民院选举中，除1971、1977、1984年3次大选外，该党议席均维持在30席以上。2004年大选，印共（马）甚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43席。
　　与此同时，由丹吉一派留守构成的印共秉持温和合作路线，反而愈发困窘。虽同为全国性大党，同期印共议席却多在10席左右徘徊。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的表现也远逊于印共（马）。在1970~1977年与国大党结盟期间，印共除在西南角的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取较多席位并领导邦政府外，几无值得夸耀之处。由于势力萎缩得厉害，再加上自己倚靠的英迪拉·甘地中央政府于1977年垮台，印共总书记拉奥遂改变策略，转而与印共（马）携手。坚持阶级合作的印共主席丹吉，则于1981年另组“全印共产党”，此后越走路越窄，影响渐失。1980年代末以来，印共数次主动提出与印共（马）合并，由于理念有别，后者都没有答应。
　　印共与“后起之秀”印共（马）两党命运悬殊，可归结为多种原因，但路线差异是核心。尽管同为左翼派别，但印共（马）更激进、更具革命色彩。1964年制定、2000年修改的印共（马）党纲写道：“印共（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显然，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现有国家和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地主阶级政府领导下得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成为可能。”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意识成熟度”，印共（马）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基于工农联盟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所有真正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而“这首先要求用人民民主国家代替现在的资产-地主阶级国家”。
　　印共的看法则明显有别，它认为，印度是新独立国家中“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的力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并通过“非资本主义途径”，“不经过一场持久的内战，而是通过相对和平的道路真正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民主社会里参加体制内竞选，为何具有更强烈反体制特征的政党更能赢得生存空间？这可能与印度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特性紧密相关。新德里尽管政治上早熟，由于殖民化被早早裹挟进现代化的洪流，但其经济、社会发育却长期迟缓落后。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家，共产党所倡导的平等、公正之政治诉求及其变革社会的伟大抱负在吸引弱势群体方面本就得天独厚。印共谋求与国大党结盟，反而由于国大党的中左政党特性遮掩了印共自身光彩。
　　此外，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尼赫鲁总理力图将现代印度引向混合东西政治文化的理想状态，亦即经济上引入社会主义特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治上引入亚洲威权成分，促成一党独大的议会民主制、单一性特征不断增强的联邦制，从而使之扮演“亚洲轴心”，形成与两种制度竞争、别具特色的新德里模式。因此，印度政治、经济体制都带有较为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化追求，为印度左派特别是既承认既定政治框架、又能保持自身特色的左翼政党，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群众基础和政治空间。
　　不过，几十年来，印共（马）也谨守在体制内竞争的政治底线，不仅与亲国大党的印共“和而不同”，对过于否定现有体制、1969年从内部分裂出去的印共（马列），也刻意保持距离，而对走极端路线的毛派组织，印共（马）领导下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更是不惜以武力围剿、坚决打压。
　　
　　特立独行的政策路线
　　由于先天环境适宜，印度共产党从其进入体制之初就显露勃勃生机。1952年参加首次大选，印共所获议席即列第二，成为国大党在国会中的最大反对派。5年后，在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又成功开启执政生涯。在国大党一统天下的1950年代，共产党人能这么快取得自己的一块地盘，成就不算太小。由于刚进入体制就获得丰厚报偿，这无疑极大鼓励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和决心。与不切实际的武装革命道路相比，他们很显然愿意以这种低代价的体制内革命方式进入政坛，并施展其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
　　不过，印共的第一次地方执政并不那么顺利。1957年首次主政喀拉拉邦时，从无执政经验的印共急切地推出了一系列激进改革，如释放政治犯，将学校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把公共荒地分给无地农民等。尽管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宣称不会在该地建立社会主义，印共的举措仍然引起传统权势阶层及反共势力的一片恐慌。两年后，总统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政府失去民心为由，强行接管了邦政权。几年后，当共产党再度主政该邦时，其已懂得在联邦宪法框架内循序渐进推进改革，避免挑战中央权威。
　　1977年，印共（马）领导的左翼联盟趁国大党内乱，接连成功抢夺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两地的执政权。此后，这两块位于孟加拉国两侧的邦成为印度最为巩固的红色堡垒。迄今为止，共产党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选举中失守过一次，西孟加拉的执政权则从未旁落。究其原因，与印共（马）在拥有8000万人口的农业大邦西孟加拉大力推行土改有关。土改重心有两方面：租佃改革与土地的重新分配。通过合法的土地改革，有超过150万佃农在主管部门登记后获得租地耕种，其永久、可继承租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障；根据联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邦政府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征收超限额土地，分配给250多万农户。土改使西孟加拉过半数农户直接受益。到现在，小农、贫农、中农拥有该邦84%的土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土改充分释放了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积极性，1981年到1991年，西孟邦的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仅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