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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宾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按制度每年要检查一次身体。2002年上医院，大夫见他已经八九年没有查体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他当时说了气话，“对我们无微不至，对穷老百姓漠不关心。”
　　火气这么大，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重病号被拒入院，以及报纸报道有医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费，竟将病愈病人锁在床上。这深深刺激了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这种丑事，对这样的行为应依法治罪”。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疗养间隙，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直呼“农村缺医少药，要求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直扣劳动人民的医疗费用，来保证老干部长命百岁，不可取”，“一心为私赚钱的市场经济决不能运用到医疗卫生部门”。
　　此后，他又对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的女儿从小学念到大学，几乎没有向家中要一个钱，但之后的教育体制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化”，只培养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家庭贫困的就没有机会，“9000万农民的绝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学之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吗？”
　　他继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说，“要改革要开放，不过改革不能无边，开放不能无底。北京有16个城门，你不能16个都开嘛。”
　　在他的禁忌中，国有企业是最不该打开的一扇“门”。国企改制让他极为上火，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根本。
　　2007年，马宾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了名，对立阵营指责他组织党内外人士干扰和阻碍改革政策。
　　“要别人照我说的办，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争取群众的过程，被雇佣的工人、穷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当家作主的那个年代了。“工人说了算，财产完全应该都是工人的。现在工人只拿工资，财产就由几个头头当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这个在公有制环境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阶级意识分明。那些私营企业主，是被他归入资本家行列的。
　　有关方面找马宾谈话，说他们不应该联名，更不该将信件公开在网上，要顾全大局。他说，我们正是出于顾全大局才写这个信的嘛，公布在网上，“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占领网络这个阵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马宾，实际上并不热衷联名上书。他一般更愿意单独给中央高层写信。感觉不便公开的或上面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开。上面没有招呼的，一段时间后他才会让人公开。
　　在部长大院退休的高干中，他是唯一一个还能通过机要渠道与中央保持互动的老人，许多老同志有话要说，要么找到他向中央递信件，要么就拉他联名发表公开信。
　　与几代领导人的关系，支持了他在老干部阵营中讲话的分量。1930年代，还是地下党成员时，他就与周恩来成了“熟人”。在鞍钢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干脆将钦定的“鞍钢宪法”谑称为“马宾宪法”。他的复出，则是邓小平极力将他从“文革”泥沼中拔出。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又开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围的工业考察。
　　1979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
　　对于历任领导人，他的态度是支持，但又不迷信。
　　所以，此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市场经济问题和具体社会现象的异议。公开发声的渠道，一般是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这是两个左派思想言论的网络集散地。
　　1990年代末期，马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反对市场化上，由点及面地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有些文章公然指向了毛泽东之后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治国策略。这些，都被收入他的数本未曾公开出版的自编文集中。
　　“很需要反思我们的一些政策。现在的确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很多事情就不是讲道理了，是讲利益。”追随马宾的退役军官李森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所以就必须把一些道理埋没了。马老那些观点有什么错？”
　　
　　他在守节
　　 在“回到过去”这个问题上，呐喊奔突许久，却原来只是一场纸上风暴，怎么也没能打退资本化步步逼近的鼓点。但要说失败，他又并非没有成功过——终此一生，他也没有同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产者。
　　现在住的逾190平方米的房子，不做装修，格局未变，墙体就那样冰冷地裸露着，简单粉刷的屋顶泛出黑纹。如果全部腾空，这只是一套用旧了的毛坯房而已。
　　屋内挂着他自己的像，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卧房墙上，毫无章法地贴满了各种字画，白求恩像也在其中。
　　部长大院的房屋，大都经过两次装修。第一次，政府每户补助3万，他没有要；第二次，政府补贴10多万，他仍不要。之后，政府又将这些房子的产权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住户，他仍然置之不理。
　　客厅里两墙书架，是从鞍山买回材料请人打的。旧时在鞍钢工作用的办公桌，也被他用15元钱买回。这张搁在客厅里的粗重厚实的条桌，绽露着一圈圈凝结了的木头纹理，在他眼里再漂亮不过。从前的秘书，已经提前向他要了这张桌子。当他死后，除了这张桌子可以随便处置，房屋将被政府收回。
　　这样活着，仿佛是为了守节。他说，“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没有私有的东西。”
　　当然，他也没有抛弃他的群众路线。这个当年的群众工作模范，在两条腿还没有全部摔坏的时候，仍然跑在各地基层，办法是1946年在东北农村工作那一套，“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瓜菜代啊，什么都行”。
　　现在耳朵失聪了，行走不便。他就让阿姨出门买菜的时候用轮椅推着自己。部长大院附近有好几个菜市场，他都熟悉。在他眼里，那些卖菜的人赚钱不多、经营艰苦，想发财的思想很鲜明。此时他坚信，穷人想发财正确。那些有钱人都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人对有钱人不但有意见，还应该打倒啊，”马宾挥舞着右手说，“他们的钱来得不正当。哪来的辛苦赚钱啊？你看我们这里当官的，都是辛苦赚的钱吗？”
　　在部长大院里，他喜欢跟许多小阿姨接触，连管道检修工人也要想办法接近。他管这些人叫“基本群众”，强调基本群众是最要紧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联系基本群众，而不是去联系那些大款”。
　　部长大院建于1980年代，集中住着国务院各部委要员们。马宾并不喜欢这个有警卫站岗的住宅区，认为这里面住着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大官、大款和大腕。当年分给他房子，他就很有意见，结论是这里面高官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