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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60年大庆刚过，打开电视，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几乎全是革命斗争题材的电视剧，就像前几年电视里充斥着“阿玛、格格”一样。然而细看，虽然剧本的尺度较以往开放许多，让人们了解到更多的“革命细节”，但真正为人们回顾与反思历史提供新启示的作品仍然付之阙如。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来，暴力与非暴力革命的概念一直都是国人理解革命的钥匙，但却鲜有人注意到，用手段代替对目的的解释很难让人满意。对革命的研究，归根到底应指向对良好结果和目的的欲求，因此从目的上区分革命，将为人们理解革命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视角。革命目的只有两个，要么为追求权力，要么为改写规则。而世事吊诡之处就在于，革命的目的经常是杂糅的，欲望与理想的混合，在革命过程中又常常悄然发生转化。
　　任何社会都可能产生和遇到外部的或内部的危机，这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压力或平稳、或激烈地释放出来，其方式就是改革、革命、乃至战争。改革如果是以权力自我为中心，那它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为，在这个点上，统治者的特权利益不能受到损害。经验告诉我们，改革者一旦发现改革出现了不利自己的信号时，就会突然转身退回到起点，等到制度运转再一次出现严重危机时，又开始新一轮调整。
　　这样的改良不但不能消弭变革，而且孕育了变革。改良时期，一方面新的事务和新的原则普遍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被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的改良失败后，民心无可挽回地背弃了旧制度。托克维尔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引用了一位德国作家的话来表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心理：“现存事务已经普遍刺伤人心，有时还变得可鄙。现在人们对一切旧的东西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社会对统治者的改良最终失去信心，便是寻求革命的开始。
　　不论革命者对掌权怀有的动机是否高尚，凡是把获取权力作为目标的革命，在手段上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如对暴力手段、组织纪律、思想统一的强调。如果成功夺权，其成员过去所形成的经验、原则、做派，将自动延续下来，并扩展到整个社会。
　　因此，革命告诉后人，旧制度的瓦解不易，重建新的权力体制更难。对革命的目标来说，重建权力的阶段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全部的问题归结为，如何把权力基础置于新的民主原则之上。事情的根本困难在于，运用民主原则重建权力所需要的理性，可能在革命中丧失。革命摧毁了旧势力，也可能摧毁了理性。
　　而一场改写规则的革命在本质上并不是针对掌握权力的人，而是针对权力的规则——获取权力的规则和使用权力的规则，经过改写的规则把权力建立在选票和公民同意的基础上，并对它施加各种严格限制。
　　由于规则改写，获取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方式完全改变，原有的权力基础就会发生变更，不可避免地引起原有权力集团的解体，因此权力集团将极力阻止改写权力规则。这样，在本质上并不针对掌权者的革命事实上也就成了对掌权者的革命。
　　暴力或武力对抗是夺权的基本手段，而非暴力对抗则是改写规则的基本手段。非暴力手段对于它的目的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民主转型的历史上，一方面，暴力并非已经弃绝，小规模的、受到节制的暴力仍然可见，有时，它是作为向权力集团施加压力、迫使其妥协的策略（曼德拉曾在南非使用过这一策略），有时它是对专制统治者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发生过），但总体上它的和平性质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非暴力的结果也并非必然建立民主体制。
　　非暴力革命的本质不是非暴力，而是改写权力规则，因此说它是改写规则的革命更加确切。它与夺权革命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结果的开放性，它不像夺权革命那样力求建立一个垄断权力的政权，相反，在民主规则中权力向所有人开放。力求建立民主规则的革命者不像夺权的革命者那样，认为只要自己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就将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相反，他们对所有人的权力都保持警惕，但同时又认识到社会必须对所有人保持宽容。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主竞争的规则建立后就得到了良好的遵守，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客们或操纵选举，或用各种招术作弊破坏选举，导致流血冲突和政局持续动荡，甚至专制力量乘机上台，民主恐怖论于是被制造出来。事实上，民主过渡阶段出现的混乱，不是由于实行了民主，相反，是由于民主规则遭到蓄意破坏。只要破坏民主的势力还有能力破坏选举结果，就表明民主规则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大众对民主的理解可能是粗糙的，但只要认识到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够了，他们就会成为天然的民主力量。20世纪后半叶，民主制度在世界的推进比过去的100多年明显加速，这既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结果，又是民主多数在一些国家迅速形成的结果。这使和平实现民主转型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政治转型形式。至于一个社会以怎样的具体形式完成变革不是问题，社会自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