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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庚走到国家旅游局一位原司长面前，将这一截竹筒和一块光滑的雨花石放在他的面前。司长不懂得开启窍门。李庚操起雨花石，朝着上端的竹节中心砸出一个小豁口，然后将里面的酒逐一倒入高脚杯中。这种创意让在座的人感到新鲜。举杯留影之后，李庚端着这一筒酒，又转到别的桌上去了。
　　“酒都讲究在坛子里、山洞里窖藏，但那是死酒，不是一种生命状态。这个酒就是一种生命体，竹子是生长的。遇到我之前，厂家始终不讲他的竹子，老讲他的酒。我说我要连你的包袱皮儿一块解释。我给朋友们敲击的过程，倒酒的过程，现在还不够雅。将来我还要做当代的兰亭集会，曲水流觞，请一大批顶级文人，在圆明园废墟上，写诗写字吟唱评酒，我要把这酒活化起来。”
　　李庚将这称作“无中生有、创新创造”，这是他的一个创意层次。但这还不够高明。长城是腐朽的，却被做成一个产业链，解决了至少100万人的生活问题。他认为这达到了最高层次——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的表达，需要一个概念，一个创意，原来炒作是一个贬意词，现在是中性的。就是要好玩儿，要让人乐起来。”
　　自从旅游业产业经济地位被确立以来，像李庚这样一批思维活跃分子的能量一夜之间随即被释放。
　　放在25年前是无法想象今天的。当年他把全国旅游专家找到北京来，其中才有3个副教授，正教授一个没有。如今他自己已取得教授职称，中国旅游业从业人数每年也以10倍规模往上增长。
　　“在我们这一代还年轻的时候，旅游事业全部是官方管制。现在在决定投资和风格上，虽然地方一把手还会起很大作用，但不得不聘请专家和接受批评。这是因为他们既要向政绩负责，表明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决心；也要向市场负责，搞招商引资，投资商是要赚钱的，需要找到市场衔接点、卖点。”
　　20年前创外汇，20年后扩内需。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尚清当年的论调为此做了注脚。他说，旅游现在是以经济功能为主，若干年后将以多种功能并存。难以知道这种转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过度商业化在局部是很严重的。比如周庄、平遥的一部分，小商店太多，弄得很世俗。人们原来穷，突然来了客人了，唯利是图、刻薄，这对人心灵的腐蚀是很严重的。这20年对商业意识和商业交换方式的唤醒过程，旅游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能过度。现在旅游发达地区就有些过度，落后地区反而还是很纯朴，还需要补贴示范。”
　　他起身去烧水。电水壶的呜呜声在房间里持续响了一阵。回到沙发上，他呷了一口新泡的红茶。
　　“我要很冷静，既要帮助他们致富发展，又不要过度商业化。旅游是一团野火，当我们寒冷饥饿时，我们需要用它来取暖，烤熟食物，照亮光明，但不要让这团火灼伤我们自己，毁掉家园。过度迎合访问者，容易造成这个问题。”
　　问他怎么样才能去工具化和功利化，他却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太俗，这个好办，关了它、封了它、提高门槛就行了。八达岭原来关城里都有卖货的，现在哪有啊？但是有一种媚外思想，为了盈利，不珍视自己，不尊重自己，一味迎合，这是对地方文化精神的伤害。什么最重要？新天地告诉石库门是最重要的，后海告诉老胡同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没告诉之前就拆了。50年前没告诉城墙重要，就拆了。全中国现在对建设部批评最多，这三五十年把中国搞成一个模子了。旅游幸亏商业一点，它的本质是求异的，这样才能卖出价钱，这一点它是有功劳的，不然全都搞成北京了。”
　　李庚现在对北京城首要一桩意见就是去年落成的前门大街。数年前政府决定投入重金来改造这条破败不堪的核心街道，以免影响观瞻。但这条仿古街道从它重新开放的那一天起，就遭到痛骂无数，被斥为“赝品一条街”。商业运作更是不成功，至今有半条街是空落落的。
　　“他们原来没有旅游专家参与，有很多这种很自负的人，包括政府、文化、文物、建筑部门，他们觉得自己有本事，你们搞旅游的太俗气，我们有权、有规格。他有这种想法。但前门大街就是一记响亮耳光，没挣到钱，终于服气了。现在旅游业人士过度商业化、过度没文化、过度死化、过度布景化，也是灾害。”
　　
　　板荡英雄
　　电话忽然响了起来。等他绕到床头柜那边的时候，铃声却中断了，再也没有响起来。这时夜已深。他返回自己的位置。
　　“原来我们认为当一个事业兴旺时，一定是国家大势特别好的时候，有活，有需求。这一年给我们一个更重要认识，板荡识英雄。比如地震，在我之前，四川专家最先得利，结果试了一年，做不成事儿。”
　　李庚之前就是地震灾区北川和什邡政府的顾问。地震发生50小时之内，他在北京接受一档奥运会的广播节目采访时，呼吁灾区官方要有新资源观，注意留存地震遗址，认为这正是地震后老百姓的饭碗。
　　地震一周年后，有灾区建成了地震遗址公园，通过出售门票的形式向公众开放，这在社会上激起了一些怒火。
　　“我坚决反对把遗址搞成景区收门票。这是不道德的，他们没有理解我新资源观的精神。遗址是供人凭吊的，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能谁圈起一块地就卖票。我指导的北川，为这个跟他们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说要善把灾区变景区，我怒斥他们，喝住了。我说你根本不对，你这种方式赚不了钱，公众要抵制你，我就要带头呼吁抵制你，你们赚钱无数，但别挣这死人的钱。”
　　他不时伸手去捋一捋胡须，那部黑白间杂的胡子松松地挂在胸前。声音提得很高，似乎要打消别人对于他能否震慑官方的疑问。
　　去年7月他去了灾区，实地踏勘一些重要景点，提出规划保护意见。在北川，他计划将地震救援指挥部包装出来，通过布景还原当时救援指挥现场；在什邡，他说服地方政府将胡锦涛站在那里喊话的化肥厂遗址保留，修成一座英雄中国广场。他还希望江苏无锡的灵山能够援助汉旺依历史故迹建一个云雾道场，用这种手法带活地震遗址。
　　“地震旅游是做不起来的，全世界没有靠地震发财的。唐山大地震告诉你不可以，人们的哀痛心情不是拿来换钱的；庞贝古城告诉你可以，但得等上3000年，成为古迹才可以。还有次生灾害，第一次我到北川县城，来一次大水，被泥石流全淹了，没有了，你指望这个卖得了钱吗？”
　　对于他拟在汉旺打造一个用于民间法会的道场创意，人们难免心存疑惑。但他不认为这行不通。这是他身后一套班子拿出来的集体方案，用了整整一个国庆假期。他们相信这是对灾区的软援建。
　　“宗教有安抚社会心灵的功效，只要能控制得好，招商引资不是问题。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北京为什么安定？每年死这么多人，是有个八宝山，开会凭吊一下，就完了。灾区那么多冤魂野鬼，你也要给他一个场合啊，闹不了事的。中原的道教已经在那边搞过法会了。这给了我启发。”
　　记者对他的职业习性感兴趣，问他凡有地方政府找上门来重金求购创意是否都乐意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