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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先生于8月中旬访华，公布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准备工作的环境评价报告。联合国此次应上海市政府之邀，作为独立第三方，对上海过去10年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作出全面的评价。
　　施泰纳先生自身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多来年一直致力于环境与经济学的相互推进。由于施泰纳先生在国际环境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中国政府多年前已邀请他作为专家，加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南风窗》特别邀请了原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联合国上海世博环境报告的撰写人卢思骋先生在上海访问了施泰纳先生。
　　
　　
　　上海的经验
　　《南风窗》：您近年多次访华，也是上海市长的环境顾问。您对环境与发展这双轴线在上海的互动有什么观察？
　　施泰纳：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别的国际大都会一样，同样面对都市化和急速增长的许多挑战。我一直关注上海，据我的观察，近年来市领导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做的选择，不单决定了上海的发展轨迹，更形塑了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为筹备世博会而采取了大量先进的环保政策和绿色技术，不单以世博园区来改造重建原有污染严重的老旧城区，更着力于污染治理，落实节能减排，推动低碳发展，使上海由原来的污染突出、起步点较低的发展中城市，蜕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现代化都会。举例来说，经过了十多年以机动车为核心的交通模式，上海于2000年后转向公交优先发展策略，其《绿色交通愿景》提出了到2010年世博开幕时，上海将会建成由上千条公交路线和400多公里长的轨道交通所组成的公交网络。从1995年第一条地铁通车起算，上海只用15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世界顶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一方面造就了市民的绿色出行，同时也减轻了机动车污染和道路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
　　我相信2010年世博会，不单为上海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台，展示其绿色都市发展战略，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高新的环境技术、污染控制、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管理经验，能够在世界舞台闪亮登场，为中国迈向绿色经济提速，成为绿色未来之开端。我衷心希望，这些绿色技术和政策，可以早日从超前的示范，转为普及推广的主流应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世博筹备过程中为上海参谋献策，正好反映出联合国对中国走向绿色经济发展的期许和支持。
　　《南风窗》：您认为上海世博的环保经验，对其它的中国城市，以至世界各地，有哪些相关的经验可资借鉴？
　　施泰纳：上海的经验显示，地方政府的决策，对公众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只要决策者订出正确的公共政策框架，放出政府取态的信号，为市场创造适宜的条件，市场是能够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我认为上海市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政府定出的公交优先策略，就在短时间内将现时世界各地奉行的以道路和汽车为先的交通政策，转化为以公交为先的绿色出行政策，引导市场和公众，争取成为环境议题的解决方，而非使问题恶化的帮凶。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环保努力？
　　施泰纳：这两项国际盛事，都为主办城市提供了聚焦效应和激励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北京奥运会的环境评估报告指出，在场馆建设和城市改造上，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都竭力遵从环保原则，主办方的努力，亦为奥运会的环境责任提出了更高的标杆，使绿色奥运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尝试。同样地，联合国今天发布的世博环评报告说明，上海迄今之努力，使绿色世博不仅局限于园区，更成为拉动城市绿化改造之火车头。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游客离去和热潮退却后，北京和上海是否能够持之以恒，让奥运与世博的绿色遗产发扬光大。也许，还待盛事闭幕后之若干年，方能就其后续影响和对绿色中国的贡献，做出准确公允的评价。
　　
　　中国的问题
　　《南风窗》：面对金融不稳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您提出了“绿色新政”，什么是绿色新政？这个概念对中国有何启示？
　　施泰纳：自去年下旬，世界各国共计投入了大约3万亿美元应对金融危机。危机本身固然前所未有，但应对措施的规模也是历史罕见。同时，缓解气候变化也迫在眉睫。联合国联同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全球的“绿色新政”这个概念，旨在倡导各国将经济复苏方案中相当一部分的公共财政，作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投资，望能一石二鸟，以疏经济之危，期解气候之困。
　　我认为全球过渡到绿色经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政府可以做的是帮助市场朝这方向加快迈步。金融危机和相应的救市措施，正好提供了转型的动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进行研究，结论是绿色能源和清洁科技的投资，相比税项减免等传统措施，每美元可以多创造3至4倍的就业职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议各国，加快和扩大对五大领域的投资，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绿色公共交通，可持续农业，以及森林、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恢复。这些绿色投资，既能马上刺激经济，保就业创职位，并可开辟商机。当然，不同国家的绿色新政须要因地制宜，优先缓急也有不同的组合。既然救市方案是以今天和后代的财税来激活经济，我们就更应该投资在未来的工作和市场上。
　　绿色新政得到各国积极的响应，中国以及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对绿色投资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最近韩国的李明博总统亦提出计划，以绿色环境作为下一阶段韩国的国际市场策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协助各国在金融和气候的双重危机下，走出绿色低碳的未来。
　　《南风窗》：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有可能与环境破坏脱钩吗？绿色发展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吗？
　　施泰纳：两者绝对可以脱钩。有许多的例子可资证明，譬如机动车的油耗和尾气排放就在发展过程中递减；丹麦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25年增加了75%，但全国的能耗并没有因此增加。
　　事实上，在中国我们也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证明发展并不必然以环境为代价，比如中央政府订出量化的能源强度削减目标，确保GDP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又例如，上海市在过去8年间GDP增加了3倍，但总体的污染水平却有所下降。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的效益是否大于污染的成本，以及决策者的远见和决心。对中国而言，持续迅猛的增长，提供了绿色转型所须的资金、规模效应和技术专才，现在不抓紧机会，将错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南风窗》：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急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新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以电影《生死时速》那辆载有炸弹的公交车来比喻当前的中国——意即公交车需要保持一定的车速前行，但又不能过快或稍慢，而基于环境问题的压力，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试图在高速行进中为公交车更换一个绿色的发动机。您认为这高难度的挑战可会成功？
　　施泰纳：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从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引致的损失，不单是关乎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更愈发在决策者眼前以经济代价的方式呈现，失此也失彼，这将是中国难以承担的，也是领导层所不能忽视之故。再者，虽然经济发展仍有空间，但地球资源的开发经已临近极限，环境的破坏亦触及底线，上世纪盛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日益江郎才尽，回天乏力。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再次更新我们的经济制度，重新想象一个建基于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绿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