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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末的一个中午，70岁的陈禹山站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住宅小区门前迎候记者。他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穿一件黄色T恤衫，上面还印着迎接北京奥运的宣传标语。“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不要钱的。”陈禹山以略带戏谑的口气说。
　　陈禹山把自己30多年的记者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几年主要是为极左路线唱赞歌，后十几年主要是批左、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
　　
　　从“宣传极左”到“清算极左”
　　陈禹山是广东台山人，青年时期，他在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英语专业，研究莎士比亚。陈禹山笑称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积极向组织靠拢，“我在中大上学时，有位老师写了篇小说《勇往直前》。学校党委认为他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找人写文章批判他。他们不找中文系学生，却来外文系找我，让我按他们的调子写。”
　　1965年，新华总社来中大招收毕业生，校党委推荐了陈禹山，说小陈这个人是能写的。陈禹山到北京当记者后，写了许多报道，大多是有关“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以及“延安的小学生包了一棵小松树，千里迢迢到北京送给毛主席”之类新闻。
　　“文革”结束那年，陈禹山39岁。他说，别人是“三十而立”，我30岁了还趴在地上，人家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发现错了，也不敢说话，否则人家就要抓你的反革命。我是“四十而立”。
　　那一年，他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强烈的反思。“以前我们都吹‘四人帮’多么好，江青同志多么好，突然中央把他们抓起来了，我的顶头上司也抓起来了，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全是错的，思想简直乱套了，从中学时代就想做个好记者的伟大理想破灭了，强烈痛苦……”
　　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几年的陈禹山，决定离开这里，“原来我把记者当作一个很好的职业，紧跟‘文革’浪潮，做耳目喉舌，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无任何意义，老子不干了，不搞新闻了！”
　　就在陈禹山办好了调出新华社的手续，准备去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时，他遇到了一位熟人，时任《光明日报》的副总编。“他跟我说，小陈，你不能去出版社，还应该干记者。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是清算极左路线的时候了。你还年轻，到我这里来吧！”
　　于是，陈禹山就没去出版社，而是调到了《光明日报》记者部。在此之前，1978年，陈禹山给新华社写了篇年终稿：《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那时，记者写文章刚开始恢复署名，陈禹山的稿子作为A稿，署了他的名字，在报纸头版登了整整一版，全国很多报纸都是整版转载，陈禹山一炮而红。
　　“陈篪那篇稿子，为什么影响那么大？”陈禹山自问自答，“陈篪是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思想体系与当时提倡的很不相同。单位里每周有3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批白专化道路。陈篪每次拿本业务书，去政治学习会上学业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学政治不重要吗？陈篪说，学政治也重要，但开神仙会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也活下来了，还繁衍了那么多后代，现在我们号称生产力发展得多么先进，为什么还会饿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这篇报道的主题非常简单，就是要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认为这是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之初，最重要的一篇报道。”陈禹山自豪地说。
　　
　　“当记者就要搞大事”
　　1979年，调到《光明日报》后，凳子还没坐热，陈禹山就去辽宁采写张志新事件。陈禹山说：“张志新的可贵之处，是她批判了当时的极左路线。她有没有骂过林彪、‘四人帮’？有一点点，很少。但我当时写稿子，只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四人帮’，这个事也不对。我在报道里加了一句‘张志新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热爱的心情，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句话里看出点什么。但是，大量的读者来信，没有一个敢提出这个问题的……”
　　陈禹山对此作了很多反思，他说：“‘文革’中我们也干了很多坏事，宣传极左路线。那时候只能听话，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错的，只知道誓死保护党中央、毛主席。”
　　1982年，陈禹山又写了蒋筑英。那时，陈禹山正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冤枉了，右派划了50多万人。我和我的二妹夫是同一间小学毕业，他小学毕业就回家耕田了，然后参军，当了营长。他的工资收入等于我和我爱人工资的总和……”
　　该怎样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呢？陈禹山苦苦思索。一个去北戴河疗养的机会，陈禹山无意中听到了蒋筑英的故事。“我一听，马上产生了思想碰撞。”陈禹山兴奋地回忆，“我写蒋筑英，说他是知识分子中的雷锋，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现在讲错一句话，没有人抓你反革命，但那个时候，如果我感情用事，赤膊上阵，不但不能为知识分子呐喊，我陈禹山又出麻烦了……报道发表后，我在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干部大会上做报告，听众问我蒋筑英为什么会死？我不讲当时的政策不好。我说，蒋筑英这个人就像一盏油灯，旺旺地燃烧自己，但没有人给他加油，所以他的生命很快熄灭了。”
　　但陈禹山最满意的作品，并不是以上这些，而是赞扬农村改革、批判人民公社制度的《“要饭县”翻身记》。“当时的形势已很危险，如果没有农村改革，８亿农民没饭吃，我们就完蛋了！我写凤阳的通讯发表后，影响非常大。凤阳县委来电话，说写凤阳的文章中，你写得最好！”
　　“我跟你们说这些，好像有些吹嘘自己？”陈禹山谈会儿往事，就要哈哈笑着谦虚一下，“我的经验是，当记者要搞大事，对国家、人民有意义的大事，一年搞一次，就行了。”
　　1984年３月，陈禹山第一次来深圳采访。他是中央大报记者，深圳市委车接车送，下榻在迎宾馆，“那是中央部长级人物来深圳住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不管去哪里采访，都是当地负责接待，吃、住不要钱。”陈禹山回忆道。
　　但是到蛇口就不行了，这里讲的是市场经济。接待单位介绍陈禹山住在招待所，自己掏腰包，一天吃住30元。陈禹山在蛇口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住下来了。他当时工资不高，长期住在这里也吃不消，就想尽快采访完，回北京写稿。
　　在蛇口的一次聚会上，陈禹山认识了袁庚。他采访到的材料太多了，不能只写一篇通讯，就搞了本书出来，编好后送给袁庚过目。“老头子很高兴，说‘把那个姓陈的留下来’！但是，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袁庚邀请我全家人来深圳转了一圈，家人认为深圳的学校比较糟糕，不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