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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部机关办公楼是山大校园里最破旧的建筑之一，正在建设的新办公楼让给老师们做办公室了，新来的校长徐显明说要给予学者们最大的尊严，“至少得让每个老师有个独立的办公室吧！”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徐显明已有近10年高校校长的经历。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徐显明身上，记者能够体会到的除了对山大的热爱，就是对中国高校行政权力侵害学术权力的切肤之痛。这个出身法学的校长，有着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治校思路。他说，山东大学要成为中国最具德性的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诵《论语》、吟《道德经》。
　　从北京到济南，徐显明感概“京华多浮尘”。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法领域顶尖的学者之一，他依然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既要管理一所大学，又不愿意放弃学术。徐显明说，他分身无术，各种工作都要勉力维持。这几乎是中国高校校长共同的困境。
　　
　　慎用自主招生
　　《南风窗》：今年的高考招生计划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部属重点大学纷纷减招本地学生，二是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早在2006年，你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推行了减招本地生的改革，当时应者寥寥，现在似乎成为各校共识了。
　　徐显明：可以这么理解，2006年政法大学减招本地学生的做法现在已经发展为一项国家的招生政策。公平分为两个含义，一个是机会均等，另一个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当时政法大学的做法价值就在于追求高考招生的机会公平。
　　《南风窗》：在上世纪30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你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30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南风窗》：慎用自主招生权是不是因为随着高校权力扩大，有可能产生特权、腐败这些问题？
　　徐显明：目前我们的招生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自主权过大，对大学来说就存在一种危险。作为校长，如果你缺乏能力拒绝或者顶住各种压力，招来的学生就一定不是好学生，实质上就违背了招生的本质。所以我说要慎用这个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一定要在阳光之下。这项权力带来的另一种危险，是会产生某些不公平现象。比如说自主招生的时候，进入你视野的才是自主招生的范围，但是大量的学生并没有进入招生者的视野，这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上的不公平。
　　《南风窗》：除了闻一多，30年代的中国大学，还有很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但并没有觉得说特权产生了不公平和腐败。到了21世纪，国家强大了，反倒在出现特例后，媒体和公众习惯性地质疑其公平性。
　　徐显明：30年代的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不像今天那么紧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拒绝和排斥社会压力的能力很强。另外3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是富人的教育，精英的教育，穷人的孩子是没办法读到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向大众化发展，大众化教育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学办学的民主性。所以现在大学里面任何人都有权力来批评大学，30年代的大学跟大众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分权以去行政化
　　《南风窗》：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你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大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三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第四个是民主功能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体制上的重要问题，现在大家批评得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
　　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学术上的权力，另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民主权利，所以使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学术上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和替代化。
　　《南风窗》：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山大会有一些大的措施吗？
　　徐显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改革。过去大学基本是关起门来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开门决策，在决策的全过程中邀请教授参加，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把决策过程变成民主的参与过程。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个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学部制，山东大学有47个学院，学科划分过细，已经使学科之间形成壁垒。过细不利于新的学科的产生，也不利于培育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47个学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新的学部，它是一个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来组成，由学部去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的发展置于教授的思维控制之下。
　　《南风窗》：学部是在学院和校领导中间形成一个中间层吗？行政体制的改革一般来说，是应该减少管理层级的，山大这样的改革是否意味着增加管理层级？
　　徐显明：不是增加层级。现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各个学院里面，资金、平台、人才、福利等等问题，这个院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交杂了政治、经济、学术，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把院里面的学术部分剥离出来，剥离出来之后交给这个学部，比如，如果这个院里面要引进人才的话，就不再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他上面的学部来决定，这是教授治院的基本模式。
　　《南风窗》：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徐显明：对，就是要把各种权力的集合体破解掉，先把学术的权力分离出来，由最权威的教授来行使。我相信这是一个改革的趋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先分离，没有分离的话，那么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似乎就是必然的。
　　《南风窗》：对你来讲，做这样的改革，初衷是什么？
　　徐显明：我们只是在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学，使他恢复规律而已。这也仅仅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能从制度上来解决大学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第二个改革，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对老师的尊严既有第一次侵害，也有第二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指一个老师进入大学以后，他没有独立的尊严空间，大学没有给他提供自己控制的研究空间，具体说就是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连工作人员都不如。第二次侵害，就是教师到院里面去，或者到校级机关里面去，当他推开处长的门，或者哪个办公室的门，假如这个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那么应该谁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