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最高的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6-20  浏览:957
  纪宝成:我认为,高等学校的办学权力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不是政府给我的,而是与高校的本质属性相关,并由法律确认的;还有一种权力是政府下放给我们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问题就是界定政府与学校的权利关系。
   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校有七项办学自主权,但这些法律规定比较粗略,没有进一步划分权力属性,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我们应该在改革探索当中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把它界定清楚。
  比如,中国的大学在招生方面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权力,这本身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学在招生方面肯定应当有自己的权力。现在的招生制度只关心总分,分数的科目结构不起作用,就不符合高校学术权利的要求。比如说文科专业,有的考生可能数学不太好,但是中文、历史特别好,对这些特殊性人才,我们可能就应该不拘一格将他录取。但是现在这个招生制度就不允许。
  《南风窗》:就是说你们自己了解自己的需求。
  纪宝成:现在包括社会舆论也这样认为,录取600分而没有录取601分是不可以的,是不公正的。过去还有一个分数段,在分数段里面学校还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完全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差一分都不行。其实这只是一种尺度上的公正。还有另外一个尺度,要从分数的结构上来考虑,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考虑,可能这种“公平”就是一种不公平。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公平公正,确实要更深入、更多元地来看待。
  我们要讨论怎么把事情办好,因为这才是建设性的。要反思高考制度怎么改革,大学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反对教育产业化
  《南风窗》:你曾一再谈到要为公立学,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方面为什么那么重要?
  纪宝成:在正确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历史进程中,泛市场化的思潮也随之而起,在教育领域,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思潮甚为喧嚣,有人甚至提出也要像企业改革一样,校长去找市场,不要找市长。
  1999年开始,很多地方的扩招,增量部分政府拨款太少,甚至不拨款,完全靠收费来解决。这时候,教育产业化成了不少地方政府摆脱所谓教育财政包袱的最佳理论武器。在一些官员看来,在财政不投入少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取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
  我当年在教育部工作,就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怎么能市场化、产业化?1999年11月2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访谈,明确提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
  《南风窗》:为什么会发这样一篇文章?
  纪宝成:我当时请示了陈至立部长,我说我要发表一个讲话,你看我是以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名义发表好,还是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名义好?当时陈部长不假思索说,“当然是以规划司司长的名义。”那就是说部长赞成我的观点。这篇访谈实际上表明了教育部的态度,所以,现在有人指责教育部支持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是缺乏根据的。
  《南风窗》:如果教育不能市场化,你怎么看待《民办教育促进法》“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
  纪宝成:我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取得合理回报”这一条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投资回报就是营利,这与教育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自相矛盾的。我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建议修改这一条。
  我反对民办教育营利并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恰相反,应当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不可以有营利?我觉得法律上可以认定,把民办高校区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与公立学校一样,都是公益性教育机构,不得对结余经费进行分配,可以享受政府的各种税收优惠。对于这类民办高校的运行,我主张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补助、科研经费等多种形式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当年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动员广东、上海两个地方,我说你们财政状况比较好,能不能带个头,给民办学校一个学生一年一两百块的支持也好。
  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应该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可以进行营利,与企业一样照章纳税,不享有任何税收优惠,也不能占用教育用地。
  《南风窗》:教育公益性问题一直让人犯难。
  纪宝成: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这个以前可没有这样讲过的。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反对教育市场化,并不是说大学就不要考虑市场,市场还是要考虑的,比如后勤改革。你看我们学校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的。我们反对的是按市场原则来办教育,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看待“就业难”
  《南风窗》:年年有人提就业难问题,你曾说这是精英观念作祟。现在的困惑是,大家都希望通过大学来获得好岗位、好职业,你认为大学教育本质是什么,是为大家解决就业吗?
  纪宝成: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现在的高等职业学校,不应该变成本科的“压缩饼干”,应该主要按照岗位来设置专业,而不是像普通高校那样按学科来设专业。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高等教育是要完善人,塑造人,让人得到全面发展,当然也要考虑到就业的需要。我觉得现在要加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扩大比重,调整结构,创新制度,真正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和需要,办好高等职业教育,这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非常重要。
  《南风窗》:人大不需要为自己学生的出路和就业操心吗?
  纪宝成:怎么不操心?就业工作是我们的一把手工程。我们还是要引导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就业观,增强就业能力,广泛开拓学生就业渠道。我们有个就业指导中心,能够为学生提供较为系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南风窗》:学校有义务和责任为学生的就业问题操心吗?
  纪宝成:大学有责任把学生更好地输送到社会,我们当然不能决定学生的就业前途究竟会怎么样,但我们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我觉得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与就业单位有着广泛联系,也对学生加强就业观念教育,让他们正确对待就业。我觉得“送一程”还是应当的,但要求把学生就业全包下来,这肯定不是大学的职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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