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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模式的终结
　　对于南水北调而言，一时的缺钱和工期延误并不是多么糟糕的消息，当它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时，才是最可怕的。在中国，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气象和环境问题引起的最大现实反应归根到底都是水资源的问题。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超过60%的城市有缺水问题，其中110个城市出现严重缺水困境，此外，超过90%的城市，饱受水源污染的困扰，至于农村地区的水源污染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现阶段，有超过5亿的农民，仍然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饮水供应。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思路的工程调水，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能够像南水北调设计之初所设想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资源调配和环境问题，如今都产生了疑问。
　　在诸多描述中，南水北调的决策源头都被视为是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借一点过来。”但1978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的诸多决策已经不再实施，对于三峡工程等一些特大工程的综合效益，人们仍将以审慎的态度持续考量，而不轻下断语。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诸多调水工程能够通过决策，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30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工程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财富的急速增长，让这些前人梦想中的浩大工程迅速具备了变成现实的条件。
　　为了解决水、油等发展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个个动辄数百上千亿的大型工程，被专家们提出来，付诸实施，可以说，过往的30年是中国工程立国的30年。在水的问题上，除了南水北调这一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外，更多规模较小的人工运河已经修建或正处于构思之中，山东西水东调、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引英(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英那河)入连(大连)、引黄(黄河)入晋等一系列长距离调水工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
　　事实上，与各种运用化工理论的技术手段相比，规模适度的调水工程不仅仅能解决饮用水问题，更是生态环境好转的润滑剂，对于农业生产、生态恢复都不失为一项经济的选择。
　　但今天，南水北调遭遇的困境像一个分水岭，自此，工程解决的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大大小小的调水工程再次面临决策时，决策者不会不考虑南水北调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发展，区域竞争的模式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涉及利益主体过多的资源调配工程或将因协调成本过高而日趋困难。
　　与此同时，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工业技术、市场环境都在飞速进步，已经具备了用成型技术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条件。以水处理问题为例，与1990年代南水北调紧锣密鼓论证期相比，今天，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有了多种可对比的选择方案，决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如今，在中国水处理市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新加坡的凯发集团等诸多跨国企业又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中国的水处理市场是一个百年生意。”西门子（中国）工业解决方案集团水处理技术部销售技术总监靳志军说，目前中国的水处理事业只不过刚刚解决了一点浅层次问题，比如节能减排达到目标也不过意味着水污染物种的COD排放得到控制，距离污水水质安全化还差得很远，而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矛盾必然引导中国进一步深化污水水质净化这一过程，从控制和消减COD排放向全面控制水质方向发展。
　　和西门子公司一样，大部分该领域的跨国企业，都在致力于提供广泛而尖端的解决方案组合。其中不仅仅包括海水淡化，更有水的运输和配给解决方案；用于社区饮用水加工和污水处理的机械、化学及生物产品和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控制；工业工艺水和污水的处理、再利用和回收；高纯水生产工艺等等一系列以节约、保护和重新利用水资源为目的，针对工业企业和社区公共设施的特定需求而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这些领域，不论是科研水平，还是企业实力，中国都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相对于庞大的调水工程而言，这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上取得怎样的成就，将预示着我们的水问题会有何种程度上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