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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现代化的跃进
　　在石家庄市规划局的网站上，有多幅关于“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图。许多处于被改造中的城中村，已经被描绘了非常气派的大楼和住宅小区。该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藤斌认为，正在进行的“三年大变样”工作只是过去长期发展路径的一次飞跃，“我心目中的石家庄应当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藤斌说，石家庄市从建立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五次规划，第一次是1939年日伪占领时期，当时日本对石家庄的定位是一个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转运站和输送站；第二次是1955年做的20年规划，将石家庄作为一个产业基地来建设。
　　第三次规划是1980年，主要特点是根据省会的定位在人口数量和配套设施上进行完善。但该规划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快落后，1997年便又做了一次目标时间为2010年的规划，该规划在2006年又面临一次巨变，规划时间又延长到2020年。
　　焦庆会告诉记者,一定要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城中村的管理体制和城市的管理体制有冲突。
　　藤斌介绍说，本次“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实际上是在2006年规划基础上的完善和修订。本次规划的基本内容是改造东北片区老工业基地,部分企业外迁到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全国著名的南三条和新华集贸市场搬迁到古城正定，城中村改造，将石家庄市的商务功能和工业功能外迁，置换一部分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建设一个和谐宜居的石家庄。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在接受采访时尽量避谈“三年大变样”的话题，不过藤斌所说的在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的调整，在他看来是必由之路，也是他向石家庄市委提出并被采纳的建议。在他看来，即便没有“三年大变样”，石家庄市也要进行城中村改造，也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也要将一部分城市功能外迁，只是“三年大变样”把这样的目标提前和具体化了。
　　而河北省《文史精萃》杂志总编辑石玉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很理解张云川书记和河北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但由衷地讲，“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过去我们超越客观条件，做了许多主观上想利国利民的事情，结果教训很深刻，造成的恶果非常惨痛。”
　　“‘三年大变样’是一个颠覆性的提法，但我们是否具备了三年大变样的基础？能不能落到实处？是否超越了河北省的发展阶段？”
　　“拆迁需要1000多亿，建设约需要8000亿，财政有钱吗？现在光有政策，拆了以后能建起来吗？让下边去找钱，能顺利找到吗？”石玉新说：“三年大变样要求思想大变样、观念大变样，实际上看到的却只是限定时间的大拆迁。”
　　
　　危机里的温度
　　“三年大变样”的最初设想是，通过城中村的拆迁和部分城市功能的外迁，在城内腾退出一部分土地，吸引战略投资者，重新规划，一次性建设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总投资大约为1400亿元。2008年上半年，石家庄引进了香港嘉里、大连万达、青岛海尔、北京金隅、中城建等战略投资者，参与开发建设。
　　但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影响到了石家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曾披露，2008年7月，全国70个大城市房地产价格降幅最大的是深圳，第二是石家庄。
　　房价的下跌也影响“三年大变样”的进行。一位热心关注者告诉记者,从石家庄本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08年9月份以后，石家庄对城中村的拆迁逐渐冷却下来，剩下的就只是拆除违章建筑，禁止破墙开店，“但声音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河北省省长胡春华的讲话似乎也在印证着全球金融危机中石家庄的“温度”，他在2008年11月7日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也透露， “石家庄市年计划土地出让收益38亿元，目前仅完成9亿元，不到年度的1/4。”
　　在胡春华的讲话背后，就是参与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战略投资者撤出的小道消息，虽然这些消息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双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公司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就拒绝了。
　　“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轮不到国有建筑公司，因为他们一般追求质量，机制不灵活，不能给回扣，该村找到该国有建筑公司，说明私营的建筑公司或者开发商都已经不愿意上前了。”石玉新说：“关于垫资和给工钱的问题，一般的原则是要么建筑公司先垫资，盖楼的时候按时给工钱，要么不垫资先盖楼，盖到一定层数再给钱，二者只能选其一。该村的开发方式，等于空手套白狼。”
　　谈固村一直是石家庄城中村的骄傲，有3000多户，一直以来就有“金谈固”的说法。在2002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谈固村也是重点，可因为较为复杂的原因一直没有改造。在本次“三年大变样”工作中，谈固村临近石家庄市主干道中山东路的部分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拆迁，河北省将谈固村拆迁树为典型，各地级市领导前往考察，从而推动了整个河北省的拆迁工作。
　　记者到该村采访的时候，就有村民说，原先和该村签订协议的开发商跑了，后来的开发商和村里讨价还价，一般联合开发的分成是村里和开发商五五分成，原先的开发商跑了之后，村里能够接受的底线谈判价格是建房之后四六分成，可新的开发商却坚持村里只能要35％，开发商要65％，谈判不欢而散。
　　记者曾寻找谈固村支书了解情况，一位姓集的助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现在除了钱还有困难以外，其他没什么困难”，“有困难也只能我们自己克服，自己的孩子自己抱，明年冬天你过来的时候这里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记者询问石家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运江，是否需要国家或者社会给予相应支持时，谭说：“‘三年大变样’是一项地方的决策和政策，我们是当事人，只有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银行助推“石家庄速度”
　　2008年12月28日，主管城乡规划等方面工作的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洪江去职。这是“三鹿事件”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去职后石家庄市最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当地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也未见其他媒体有深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