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即行动党自1959年至今通过连续赢得10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并在国会占据绝大多数议席。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干部党员、干部党员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制度,被称作教皇委任主教、主教选举教皇的“天主教式体制”,其民主程度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行动党政府的家长式作风、强政府现象,也打上了威权体制的烙印,并遭到民主化浪潮的冲击。
面对挑战,行动党积极应对,不断更新组织,随需而变。吴作栋在1999年指出:“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由于变迁的步伐加速,行动党需要调整步伐,以便跟得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面对挑战,行动党积极应对,不断更新组织,随需而变。吴作栋在1999年指出:“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由于变迁的步伐加速,行动党需要调整步伐,以便跟得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一党独大,仍要随需而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作揭密(上)
作者:吕元礼 黄卫平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5-28
浏览:23362
无处可见,无所不在
在1950年代初独立运动高涨的革命时期,建党之初的行动党实际上处于政治谱系的极左一端,有着浓厚的工人阶级色彩。但当行动党于1959年获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行动党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逐步转变为“代表国内各方面利益”的兼容型政党。其施政风格也逐渐从意识形态退回到实用理性,即以务实为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以“行得通”为各种政策实行的标准,“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
而全球化催生的社会世俗化,信息化带来的资讯共享化,导致了社会风尚从崇拜英雄转变为追捧明星,社会心理从讲究“大道理”转变到讲求“硬道理”,更要求执政党的组织哲学从“高调”转变为“低调”,从“主义”转变为“常识”。建党之初,行动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和目标。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就很难听到行动党领导人高谈“主义”的词汇。1982年修订后的新党章,看不到该党以何种主义为指导,入党也不以信仰任何主义为条件。
行动党的上述组织特征与有些国家的执政在台前不同,行动党是在幕后。一位行动党议员介绍说,在新加坡,行动党虽然是执政党,但也只是若干政党之一,并不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由政府掌握。例如,行动党本身没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平行并列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各个单位、部门也没有党的组织,更没有专职的党务干部。公务员一般不能加入政党,任何人到任何部门求职填表时都无须填写“参加何种政治组织”或“政治面貌”的栏目,也没有执政党党员可以优先录用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定。党的工作主要是自身建设和争取选民,围绕竞选开展党的活动。除了努力通过竞选争取上台或保持执政地位外,行动党很少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同时,由于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人数不多,党员身份保密(或者说不刻意公开),党的总部和支部的建筑也刻意低调简朴。这就更给人一种平淡无声的感觉。
但是,深入考察,人们又可以发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形”的行动党虽然平淡无声,“无形”的行动党往往无所不在。因为执政党的意志已通过议会和政府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党是通过国会和政府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这是依法执政和执政党在宪政范围内活动的具体表现和必然要求。
新加坡国会属于单院制,任期5年。其84个议席中,行动党占据绝大多数。例如,最近3届国会,行动党议员有82位,反对党议员只有两位。因此,党的方针政策很容易上升为国家意志。行动党作为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执政党,组成内阁,内阁总理由党的秘书长担任,副总理和部长则多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国会议员)或行动党其他议员担任。因此,党的理念可以通过担任政府要职的党员得到完全落实。这些年来,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社会、教育等政策,都体现了行动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有人这样形容新加坡的党政关系:政府在前头唱戏,党在后台指挥。从某个角度来看,党政是分开的;从另一角度观察,党政又是合一的。也有人这样形容行动党的特征: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上述特征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是国会而非政党在表达国家意志,是政府而非政党在执行国家政策,所以,表面上看,行动党无处可见;另一方面,行动党已经通过其党员在国会和政府发挥作用,体现党的意志,所以,行动党无所不在。
只有党的服务
走到幕后的行动党还通过由其政府主导的基层组织发挥着无微不至的服务功能。新加坡的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这在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基层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
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廉价许多。这些组织原则上属于非政府机构,也不直接隶属于行动党领导。但是,由于统领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的最高领导人由总理出任,各个基层组织(以选区划分)也由本选区的行动党议员出任顾问,各个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行动党党员,这样,基层组织也就实际上处在行动党掌控之中。基层组织为民服务,也就是行动党在为民服务。而基层组织服务内容之详尽、服务方式之周到,又让人感觉到行动党的服务无处不在。人们慨叹:在新加坡社会,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争取选民选举行动党上台,支持行动党执政。
行动党的服务功能也通过行动党社区基金来实现。行动党社区基金会(PAP Community Foundation,简称PCF)于1986年成立,是行动党的慈善机构。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为组屋区居民提供负担得起、方便及具有水准的幼儿教育。后来,PCF的主要业务不止于幼稚园,还包括经营托儿中心、开办豆豆班教育中心、推展社区身体检查计划,以及与志愿福利团体合作,接受有特别需要的儿童,如患有阅读障碍和自闭症的儿童报读他们的幼稚园课程,等等。PCF每年都主办筹款活动。该活动由内阁部长带头,部长议员轮流统筹,为慈善团体筹集善款。筹款活动包括高尔夫球赛、晚宴和义走等。
过去20年来,PCF在全岛各地设立了300多家幼稚园,占全岛幼稚园的2/3,每年为大约5万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PCF的收费很低,为中下层民众的儿童的上学提供了便利。以1999年的收费情况为例,PCF设立的幼稚园,视学期的长短和课程内容而定,学生每学期缴付的学费从20元到85元不等;而私人开办的幼稚园每学期的收费则从840元到2100元不等。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行动党幼稚园的教材并无赞扬行动党的课文,上学也不教歌颂行动党的歌曲。用一句曾在行动党幼稚园学习过的行动党员的话来说,就是“上课归上课,学校并没有提到行动党或向我们灌输对党效忠的意识,纯粹是办教育”。但是,由于在行动党幼稚园长大,也得到行动党基金的帮助,其对行动党的感情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必然为行动党带来更多的支持和选票。
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年长一代的国人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会继续迅速扩大。
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10来岁和20多岁之间的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现的方式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与此同时,李显龙也从其他年轻人的口里听到相同的批评。李显龙说,这不单是针对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也针对党如何向群众传达信息,以及号召支持者参与我们的活动。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要改善党与年轻一代的联系,并提出新鲜的计划,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在1950年代初独立运动高涨的革命时期,建党之初的行动党实际上处于政治谱系的极左一端,有着浓厚的工人阶级色彩。但当行动党于1959年获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行动党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逐步转变为“代表国内各方面利益”的兼容型政党。其施政风格也逐渐从意识形态退回到实用理性,即以务实为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以“行得通”为各种政策实行的标准,“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
而全球化催生的社会世俗化,信息化带来的资讯共享化,导致了社会风尚从崇拜英雄转变为追捧明星,社会心理从讲究“大道理”转变到讲求“硬道理”,更要求执政党的组织哲学从“高调”转变为“低调”,从“主义”转变为“常识”。建党之初,行动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和目标。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就很难听到行动党领导人高谈“主义”的词汇。1982年修订后的新党章,看不到该党以何种主义为指导,入党也不以信仰任何主义为条件。
行动党的上述组织特征与有些国家的执政在台前不同,行动党是在幕后。一位行动党议员介绍说,在新加坡,行动党虽然是执政党,但也只是若干政党之一,并不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由政府掌握。例如,行动党本身没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平行并列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各个单位、部门也没有党的组织,更没有专职的党务干部。公务员一般不能加入政党,任何人到任何部门求职填表时都无须填写“参加何种政治组织”或“政治面貌”的栏目,也没有执政党党员可以优先录用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定。党的工作主要是自身建设和争取选民,围绕竞选开展党的活动。除了努力通过竞选争取上台或保持执政地位外,行动党很少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同时,由于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人数不多,党员身份保密(或者说不刻意公开),党的总部和支部的建筑也刻意低调简朴。这就更给人一种平淡无声的感觉。
但是,深入考察,人们又可以发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形”的行动党虽然平淡无声,“无形”的行动党往往无所不在。因为执政党的意志已通过议会和政府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党是通过国会和政府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这是依法执政和执政党在宪政范围内活动的具体表现和必然要求。
新加坡国会属于单院制,任期5年。其84个议席中,行动党占据绝大多数。例如,最近3届国会,行动党议员有82位,反对党议员只有两位。因此,党的方针政策很容易上升为国家意志。行动党作为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执政党,组成内阁,内阁总理由党的秘书长担任,副总理和部长则多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国会议员)或行动党其他议员担任。因此,党的理念可以通过担任政府要职的党员得到完全落实。这些年来,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社会、教育等政策,都体现了行动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有人这样形容新加坡的党政关系:政府在前头唱戏,党在后台指挥。从某个角度来看,党政是分开的;从另一角度观察,党政又是合一的。也有人这样形容行动党的特征:无处可见,无所不在。上述特征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是国会而非政党在表达国家意志,是政府而非政党在执行国家政策,所以,表面上看,行动党无处可见;另一方面,行动党已经通过其党员在国会和政府发挥作用,体现党的意志,所以,行动党无所不在。
只有党的服务
走到幕后的行动党还通过由其政府主导的基层组织发挥着无微不至的服务功能。新加坡的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这在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基层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
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廉价许多。这些组织原则上属于非政府机构,也不直接隶属于行动党领导。但是,由于统领这些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的最高领导人由总理出任,各个基层组织(以选区划分)也由本选区的行动党议员出任顾问,各个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行动党党员,这样,基层组织也就实际上处在行动党掌控之中。基层组织为民服务,也就是行动党在为民服务。而基层组织服务内容之详尽、服务方式之周到,又让人感觉到行动党的服务无处不在。人们慨叹:在新加坡社会,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争取选民选举行动党上台,支持行动党执政。
行动党的服务功能也通过行动党社区基金来实现。行动党社区基金会(PAP Community Foundation,简称PCF)于1986年成立,是行动党的慈善机构。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为组屋区居民提供负担得起、方便及具有水准的幼儿教育。后来,PCF的主要业务不止于幼稚园,还包括经营托儿中心、开办豆豆班教育中心、推展社区身体检查计划,以及与志愿福利团体合作,接受有特别需要的儿童,如患有阅读障碍和自闭症的儿童报读他们的幼稚园课程,等等。PCF每年都主办筹款活动。该活动由内阁部长带头,部长议员轮流统筹,为慈善团体筹集善款。筹款活动包括高尔夫球赛、晚宴和义走等。
过去20年来,PCF在全岛各地设立了300多家幼稚园,占全岛幼稚园的2/3,每年为大约5万名儿童提供学前教育。PCF的收费很低,为中下层民众的儿童的上学提供了便利。以1999年的收费情况为例,PCF设立的幼稚园,视学期的长短和课程内容而定,学生每学期缴付的学费从20元到85元不等;而私人开办的幼稚园每学期的收费则从840元到2100元不等。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行动党幼稚园的教材并无赞扬行动党的课文,上学也不教歌颂行动党的歌曲。用一句曾在行动党幼稚园学习过的行动党员的话来说,就是“上课归上课,学校并没有提到行动党或向我们灌输对党效忠的意识,纯粹是办教育”。但是,由于在行动党幼稚园长大,也得到行动党基金的帮助,其对行动党的感情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必然为行动党带来更多的支持和选票。
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年长一代的国人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会继续迅速扩大。
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10来岁和20多岁之间的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现的方式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与此同时,李显龙也从其他年轻人的口里听到相同的批评。李显龙说,这不单是针对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也针对党如何向群众传达信息,以及号召支持者参与我们的活动。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要改善党与年轻一代的联系,并提出新鲜的计划,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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