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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郑珂珂说：“一年下来，政府能接受，我们就做；不能，我们就走。情况就是这样。”
　　地震发生之初，据估计，官方放行了约200余家民间组织进入灾区参与协同救援工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志愿者个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自发力量的涌现让灾民感到温暖。
　　地震也给灾区带来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将演变成各类事端。维护稳定于是被地方提到核心工作序列，难以控制的外来机构和人员成为潜在的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
　　“灾区要稳定，”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刊记者说，“地震之后，灾区社会更加脆弱，官方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付这件事情上。”
　　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他们随时需要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我们不需要他们
　　“以前我们想再找省政府做做工作，压压他们（地方官员），”郑珂珂说，“现在我们是能做的做，做不了的就退。”
　　NGO的进与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郑珂珂深有体会。在广元市帮忙救援的时候，他遇见一位对中国教育问题颇有些“看法”的镇长。两人谈得投机，对方很快邀请他去支援当地教育建设。
　　几番往来，见到了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和当地主要学校校长，相互接纳的意愿已经明确，派驻志愿者进校助学的计划眼见就要达成。不曾想镇主要领导职务调动，原镇长一走，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第二天就知会郑珂珂，合作暂停，理由是“新镇长对这事儿有不同看法”。
　　同样的尴尬出现在都江堰。郑珂珂为当地一所全部被震毁的小学提供救助，此后向他们提出派驻志愿者。学校表示欢迎。在未向当地官方汇报的情况下，去年6月初，两位志愿者正式进入学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