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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燕认为，寄宿制学校是一个封闭的学习系统，学校虽有羌族文化课，但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更需要在生活中、在社区里一点一滴地养成。她说：“灾后重建，为了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建那么多博物馆，大兴土木。这些都该建，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它们是死的，最重要的是人，保留在人身上的文化才是活生生的文化。”
　　跟学者和NGO人士对寄宿制学校可能导致羌族传统文化消融的痛心疾首比起来，作为当事人的羌族群众、学生，却是平静中带有一丝迷惘。
　　目前，那所村小仍在原址上课。9月1日后，全部学生将合并到镇中心小学。本镇除镇中心小学外，还有7所村小，地震前撤并到了4所。全镇的村小加起来，比中心校人还多。最小的村小有五六十人，最大的170多人。
　　谈起村小将被撤销时，村小校长的语气颇为平静，反应并不激烈。“合并后，中心小学的条件、师资比村小好得多。村小的孩子见识欠缺，家长觉得这样可以锻炼孩子。现在的老百姓都了解社会的发展，知道城镇的孩子与村里的孩子，智力开发差距很大。孩子离开父母，懂事多了，独立性也强了。”
　　村里到镇上15里路，孩子上寄宿学校，每周回一次家。“孩子来村小上学，路上碰到余震、滑坡，会有危险，住到中心校就好了。”
　　校长认为，应该不会存在辍学问题。“现在家长都重视子女的学习，他就是再不放心，也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
　　谈及去年在地震废墟上，自己那一番伤感的话，校长解释说：“我们村是旅游地，游客来了，看不见孩子，未免觉得单调……”犹豫片刻，校长又说：“我们很想保住这个村小，但去上面问了，回话是‘不行’。”
　　以汉族化、城市化特色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取代有羌族特色的在地教育方式，是在羌族文化趋于消融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羌族32万人，现在仍说羌语的只有8万人。
　　羌语没有文字。据悉，阿坝州曾向上面申请过，希望整理出羌族文字，像藏文一样，对本民族文化形成文字传授，但未被批准，到现在中小学也没有羌文教材。阿坝州13个县，都没有开设羌文课的学校。州里培养过一批教羌文的老师。截至2000年，共有30多名羌文专业专科生和85名中专生毕业，但这批老师毕业后，连工作都不好找。
　　上述那位羌族村寨小学校长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不会说羌话了。”这个村属于汉化严重的村庄，但当地除了村支书、村主任外，还有长老作主，有过羌族节日的习俗。但他又认为：“撤并村小，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没什么不利影响。中心校也在羌族地区，说不定文化传承比村小更好些。”
　　事实上，四川省在灾后重建中，少数民族地区撤并村小的力度特别大，因为这里人口密度小。彭州、绵竹等地的不少村小仍然保留着。那里是汉族聚集区，人口密度大。
　　
　　学生的未来
　　寄宿制学校不独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西部农村。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有山岳党人提出，国家应将5岁~12岁的儿童一律收容到24小时全托制的学校宿舍，进行强制教育。但这个提议在1793年的国民议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遭遇流产。反对意见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的财力所限，这个提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另有反对意见认为，国家对教育的强制，不符合自由的原则。
　　梁晓燕说，现在国外也有寄宿制学校，但一般是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它要保证比非寄宿制学校的条件好很多。中国是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遍搞寄宿制，不可能条件很好，国家的充沛投入也不可能达到。她说，根据自己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表明，现有的寄宿制学校，对学生的营养、健康、心理、人格发展，包括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简报》2009年第一期刊登的由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也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干预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巩固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学生饮食、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方面的数据调查表明，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
　　调查报告还表明：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无法安心学习、自卑及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于失眠、易于对某些日常食物怀有恐惧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
　　梁晓燕说：“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活的学生。人格养成是需要多种营养的。孩子的成长、亲情的需要，社区、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不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就能全部满足的。这么多孩子集中在一起，没有好的管理，弱小的孩子受欺负无处可逃。学校怕出事，所有方面都管得死死的，情形可想而知。”
　　然而安县桑枣镇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税清礼，对寄宿制带来学生人格的不同成长方式，却持乐观态度。
　　税清礼说：“中心校的教育手段要丰富得多。村小往往是一个老师包班，村小孩子上课很自由，有的一个班三四个人，各上各的课，语文、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一堂课可以上两个小时，很不规范。有的地方，调老师没人愿去，就请未受过培训的代课教师。孩子在村小上学，家庭条件差，一年也难得漱几次口，脚也不洗，被也不叠，回家做作业时，扯张凳子，有的在饭桌上做，上面还有油花。”他补充道：“现在的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的是。”
　　孩子想家了怎么办？“我们这里有亲情电话，学生买卡后，可以给家长打电话。老师家访很少，多是通过电话与家长联系。”
　　税清礼说：“现在学校最大的担子就是安全。学生不能随便出校园。家长把孩子交到了学校，孩子在外出了事，家长要找学校，学校又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外出遇到车祸怎么办？去外面买吃的，个体摊贩售出的食品质量不能保证。学生有事需要出校门，得开假条。家长来看孩子，要带出去的，家长要在假条上签字，责任移交。”
　　在桑枣二小的活动板房里，学生们每天6∶40起床早读，上课。下午2∶00~5∶00上课。晚饭后还要上两节晚自习。税清礼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不管不行啊。每节课都有老师看着。你要让他们看电视，有的孩子不爱看，就跑来跑去，容易出事。”
　　一天到晚在上课，孩子们的余暇在哪里？
　　税清礼校长说：“孩子们的课余活动有啊，课间操时间、午饭前后两个小时，学生都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按照上面的规定，学生不能离开老师的视线，否则学生出了事故，老师要承担责任。这一节课是你这个老师上的，全班50个学生，下课后要完完整整、一个不少地交给下一节课的老师。”
　　灾区一位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则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程度超过了家庭管理，并带有军事化管理的性质。
　　“2001年开始在西部农村推广的寄宿制学校工程，有特别多的问题。它对学校管理的要求很高，这种突然转变，教育部门有没有作好准备？‘一刀切’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在搞教育吗？”梁晓燕无奈地说：“如果挡不住这个决策，无论如何，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在村小读书。坚决、坚决地反对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