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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的地震灾区，盖房子的热情淹没了所有的缅怀。政府和明星企业最关心的是学校，不论在哪个灾区，学校的重建几乎都是标准最高、速度最快、资金最充裕的，而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家的住房，尽管建材、人工价格都涨了一大半，但勒紧裤腰带盖一所像样的房子仍然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极少有人愿意过两年再修新房。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承诺灾区的重建要在两年内完成。地震毁损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占总损失的七成，房屋受损达到1500万间以上，要在短短两年内，集中建起数千万栋各类房屋，这样的重建在中国建筑史甚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面临的资金、规划、施工等任务丝毫不比当初的地震救援轻松。
　　但时隔一年，回到灾区的记者大多会感慨，盖房子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跟这个国家很多领域一样，速度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与当年建筑领域的“深圳速度”相比，“汶川速度”同样令人惊讶。且不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还是个人住房，远远超过震前水平。
　　
　　开工率
　　与映秀、北川这些明星灾区不同的是，在地震救援的过程中，绵竹并没有被太多关注，但这个原本的四川十强县如今面临最繁重的重建任务，绵竹一共有12.4万户农房需要重建，在四川10个极重灾区县（市）中排名第一。
　　学校、医院、道路、水厂甚至工业园这些大型项目从设计、招标、施工到验收，基本都由江苏援建指挥部承担，对于当地政府来说，12万栋农房成了最大的任务。尤其是2009年，中央政府要求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而灾区最大的民生，无疑是住房问题。
　　总理“两年完成重建”的承诺让地方政府陡然紧张起来，制订好的进度几乎都重新修订，让老百姓有房子住，这是重建完成与否最基本的标志了，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更强力的措施，要在两年内建好10万多户住房，是不可能的事情。
　　4月初，绵竹市统一做了强制规定，所有农房建设要在5•12之前全部开工，争取到9月底全部完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开始建房才能拿钱，逾期不开工拿不到补助，统计考核各乡镇的农房开工率等等。
　　“只有房子开工，才能拿到国家补助的钱。”遵道镇镇长甘德福说，农村总是会有些好吃懒做的人，如果把钱发了，拿去打牌，最后钱没了，房子也没盖起来，再跑来找政府要房子，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基层村干部来说，要挨家挨户上门去做工作，动员大家赶紧盖房子，开工率每个月都要统计上报。这样的措施确实收到了效果，4月底，记者在绵竹各地采访时，遵道镇最为贫穷的秦家坎村开工率居然都达到了97%，原本想等过些日子建材、人工价格都降下去时再盖房的农户，也都没法再等了。
　　之前很多专家预测灾区农房重建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缺口太大，中央财政震后恢复重建基金针对地震受灾的51个县、市、区立即安排了3000亿元，对口支援省市支援约为710亿元，但是仅四川省12个重灾区和88个非重灾县市区需要的重建资金预计就达到1.7万亿元。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公路、学校、医院等基础公共设施，农房建设会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迅速完成。但据记者的多处走访，农房建设资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资金来源主要是三块，一是国家的无偿补助，二是国家提供担保的小额贷款，三是自筹资金。
　　以绵竹为例，依照人口数，每户国家给予无偿补贴1.6万、1.9万、2.2万不等，而贷款也容易，在最高限额3万之内，只要等房子开工之后，拿着户口本等必要证明到信用社即可办理，不需担保，甚至不需像地震前申请贷款那般复杂的手续，政府补贴利息，3年以后才开始偿还，具体期限则没有限定。虽然金融机构对此忧心忡忡，但依然在国家的强力要求下，悉数完成了贷款的办理。
　　
　　不差钱
　　4月23日，记者在秦家坎村采访时，村民谢文跃家的新房已经率先建了起来。“花了8万多，除了政府给的钱，又向亲戚借了些，还有就是自己攒的。”谢文跃的妻子说。
　　地震之后，夫妻俩几乎没有歇过一天，给化工厂打工、去城里捡破烂、在倒塌的旧猪圈养猪、在工地上打小工，夫妻俩同时干着四五份活，一切都是为了挣钱盖房子。整个村庄中，这个年轻的家庭地震后的生活状态有着相当普遍的代表性，地震前，勤劳并没有给这个村庄带来富裕，但是在面对灾难时，勤劳让这些一无所有的中国乡村体现出了最顽强的生命力。
　　对于补助和贷款，很多老百姓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只是统称“国家给的钱”，对于这部分钱，老百姓感恩的心态非常重。事实上，即使在多数发达国家，由公共财政直接补贴个人建房，即使是在大灾难面前，也是不可能的，而由政府提供担保的金融贷款，在规范的金融体制中也很难出现。
　　2月底，中国社科院针对震后重建融资问题在北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邀请了日本阪神、台湾9•21大地震后参与重建资金募集的诸多专家和官员分享经验。日本放送大学教授、参与建立了阪神大震灾复兴基金的林敏彦就坦言，国家直接参与重建无疑是最有效率的，但日本的中央政府认为把公共财政用于个人的住宅建设，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一直到13年后才通过法令，政府财政可以用于个人住宅建设。
　　一向缺乏明晰财政法令的中国，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笔钱物超所值，极大提升了政府在灾区的威信，所以，尽管地震一周年之际，大量记者重返灾区，地方政府相当警惕，生怕老百姓说什么不满的话，“做了这么多事，被一两个人的抱怨给抹杀了，太冤，所以，必须得严格控制啊。”一位宣传部的官员就向记者这么诉苦。
　　但老百姓并没有太多不满，重建考验的是大量资金、物资的组织调配，这比去年的救援更加考验政府能力，且大多由最基层的地方来组织实施，但却并没有招致太多不满，这同样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标准不一
　　村民们偶有的抱怨集中在各地标准不一，汶川、北川等山地灾区，每家可补3.2万元，邻近的什邡，每家2.8万，这让很多人不明白，甚至认为是市政府把钱拿去干别的了。
　　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贴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援建省区提供的资金多少，当时，中央要求援助方要把当年财政的1%投入灾区重建，各地财政收入不一，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标准，再加上绵竹这样的灾区，虽然死亡人口不是最多，但倒塌房屋、受灾人口都是最多的，有限的资金分配下来，就显得标准低了很多。
　　“江苏援建资金总投入90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亿，剩下的是社会捐助。”江苏援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姚晨说，农房重建资金用了24亿，主要用于贷款担保、建材差价补贴、特困户建房补助和集中居住点基础设施配套。
　　按照投资总额，在极重灾区中，江苏的90亿已不算少，临近的什邡是70多亿，而明星灾区汶川和北川都超过了100亿。但是，绵竹是受灾人口和建筑物重建数量最多的灾区，如果考虑这些因素，90亿则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