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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怪圈，一方面，企业抱怨协会的“官方”色彩太浓，另一方面，协会则抱怨所拥有的行业管理权力太少。
　　温州的商会曾被著名学者吴敬琏称之为“真正的民间商会”，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剩勇曾对温州商会进行过长时间的调研，他发现这些商会普遍认为政府的赋权太少，商会本可以发挥更强的行业内部管理功能，诸如质量评估、鉴定等等。
　　“现在有一部分商会变成同乡会，联谊会，俱乐部，行业管理功能得不到提升。”陈剩勇对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惑，政府该放的权不放，绝对不利于市场经济中自生的行业协会成长。
　　而正是行业协会本身拥有的管理职能得不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社团管理是以行政单位为基础的行政体系的延长，尤其是大量社团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取决于对单位资源的利用，形成了类似行政部门的“权力寻租”。
　　 “日本行业协会淡化政府色彩、强调制度监督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每3年对整个协会进行全面检查，而且服务性创收收入不能占到协会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国务院国资委上述人士认为这才是行业协会真正的方向。
　　 “目前的情况是真正的民间商会会削弱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政府既要控制违规又不愿赋予他们权力，导致整治多年但成效甚微。”陈剩勇认为行业协会未来自治、自管，政府应充分放权，让利。
　　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主任陈国卫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也认为政府应提出规则、定下规矩，明确政府做哪些、不做哪些，协会做哪些、不做哪些，给协会空间。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魏荣禄参与创办的西部乳业发展协作会是一个纯民间自发的行业组织，但他烦恼的是，协作会无法获得民政部的注册通过，现在注册新协会越来越难了。这也是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普遍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以公司注册形式存在，而作为公司，又势必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当下对于纯民间组织的新协会而言，审查条件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才有资格获得登记管理机关（即民政部门）的申请批准。如此严格的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审查制度，足以使得行业协会的社会合法性难以真正发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