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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教化藏民
　　《南风窗》： 近3年来，藏区骚乱不断，在这个过程中，两地佛教界的声音一直没有呈现出来，我们很想知道，历史上汉藏之间的佛教究竟是怎样的地位？
　　圆持法师：中华民族形成现在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是有迹可寻的。民族大统一大融合，有政治、军事的因素，但是民族关系的稳定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作用，具体到汉藏之间的融合，佛教发挥了最重要、最深远的影响，这个作用可以追溯到西藏接受佛教的历史渊源。
　　唐朝时，吐蕃王朝比较发达，民族彪悍尚武，也威胁到大唐。后来，汉藏通过通婚，缔结盟约来实现平衡、和平。如果文成公主仅仅作为一个女性嫁给松赞干布，那就不可能有后来佛教影响下的汉藏关系的不断发展。文成公主笃信佛教，她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嫁到西藏时，她带去了释迦摩尼佛的12岁等身像、大量佛经等等。到西藏以后，她日日给松赞干布灌输佛法，用佛教去影响藏王，后来，松赞干布接受了佛教。
　　正是因为他接受了佛教，他认识到当时西藏没有文字，可以说还是处在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而佛经非常多，因为没有语言文字基础，当时的西藏不可能原原本本拿着汉文的佛经去学习，松赞干布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人，他就派了一个资质比较好的人，叫吞米桑布扎，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派到印度去学习古印度文，通过到印度学习古印度文，把古印度文简化变成了藏文，通过这种文字的建立，大量的佛经开始流传，西藏的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也正是佛教信仰传入西藏后，其原有的彪悍倨傲的民族性格才开始变得温和。今天的藏民族全民信佛，可以说是个性格温和的民族。
　　《南风窗》：既然佛教是由中土传入西藏，佛教在中土流传的历史、普及的程度更加悠远，但为什么佛教在藏区起到了如此巨大的教化人心的作用，达赖喇嘛等宗教领袖即使不在藏区，依然能够一呼百应，而在汉族地区，佛教在教化人心方面并没有像在西藏作用那么大？
　　圆持法师：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在汉地，历史上，在选择宗教信仰方面，大部分人还是以佛教信仰为主。但因为汉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成分复杂，政权变更频繁，比如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到宋朝、明朝末年也有几个皇帝排佛，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讲，佛教在汉民族地区始终保持着宗教信仰的主流地位，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而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就是印度，他们比中原人求取真经简单多了，虽然西藏历史上佛教也受到过政治上的打击，但都很短暂，最著名的是藏王赞普郎达玛灭佛，佛教被迫潜入地下，后来就发生了吐蕃分裂，再后来就形成了古格王朝，古格王朝崇信佛教，非常强大，一直到17世纪才消亡。
　　西藏的文化基础，实际上是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可以说90%以上的西藏的文化成分是由佛教缔造出来的。藏医、藏族文学等等，跟佛教的关系太深太深了。它又地处高原，相对封闭，没有中原的其他一些思想文化的竞争，所以相对而言，西藏的佛教信仰比汉族人更加全民化。
　　
　　曾经良好的政教关系
　　《南风窗》：既然佛教是个教人温和的宗教，那为什么在一系列骚乱中，寺庙一直是源头和主要场所？是不是佛教内部也有教义的对立和冲突，或者是佛教与汉藏两地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呢？
　　圆持法师：佛教信仰从来没有对立，不但没有对立，而且是一个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这个又得从历史说起。西藏的佛教从唐朝开始建立，到了元朝初期前夕，不管从政治还是信仰上，西藏跟中央政权应该说基本上融成一体了。
　　当时藏传佛教是以萨迦派为主导，日喀则的萨迦寺是萨迦派的大本营，在当时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号召下，西藏从政治上彻底归属了中央政权，正因为这个因缘，忽必烈亲自组织修建了北京的白塔寺，一方面是表彰藏传佛教在民族关系上的贡献，另一方面是通过佛教来加强沟通，当时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被奉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通过这个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那是信仰的统一时代。
　　到了明朝，朱元璋刚确立新政权，就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地方为藏传佛教修了瞿昙寺，朱元璋亲自题写匾额，就是希望扶持藏传佛教以稳定藏区。
　　到了永乐皇帝，天下太平，皇帝本人开始信佛，噶举派也就是白教的高僧班丹扎释来北京进见永乐皇帝，他在中原呆了很久，不辱使命，在汉藏之间往返5趟，最后圆寂在中原,可以说是一个为民族团结作出牺牲的藏人。他还把第五世噶玛巴带动来北京进见永乐皇帝，也正是因为第五世噶玛巴的沟通，才使得汉藏关系在明朝早期得到加强。
　　后来，针对藏区佛教出现的一些混乱局面，比如当时所谓的喇嘛活佛结婚等种种不能遵守严格戒律的行为，中央政府支持新生的黄教，整顿几大教派，独立形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严格按照佛教戒律修行的派别，定下了班禅、达赖转世的制度。
　　到了清朝，满人形成的新政权也看到了佛教信仰对凝聚汉藏民族关系的重要价值，所以清朝统治者对西藏的佛教礼遇有加，成立了理藩院，主要处理西藏、蒙古、甘肃等地区的事务，包括佛教的事务在内。
　　现在看来，清朝对西藏的政策是很成功的，民族宗教政策也很成功，中央派驻了驻藏大臣，西藏也完全隶属于中央政权，还确立了金瓶掣签的政治制度，达赖和班禅的产生，都要由中央政府认可。
　　除此以外，中央为了沟通与西藏的关系、佛教的关系，还做了很多事，比如在承德建了八大庙，八大庙主要是针对西藏和蒙古两个大民族的佛教而修的。
　　八大庙就是为了方便喇嘛来这里朝拜而修的，因为北京城比较热，容易得天花，那里气候凉爽，有点类似于西藏的气候，当时从北京到承德五六百里路，皇帝总要亲自跑去接待他们。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政教关系，在乾隆时期，西藏有地方势力也要闹独立，排斥、打击驻藏大臣，对乾隆来讲，派兵解决很难，对藏区的情况也不了解，但那时的达赖、班禅是忠于中央的。他们给中央通风报信，乾隆一看，还是佛教的人靠得住。所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乾隆临时把西藏的政教大权分别交给了达赖、班禅，一个管前藏，一个管后藏，又让他们两个互相制衡。所以说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真正说起来，并不是佛教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是皇帝的政治意志。
　　
　　民间交流乱象
　　《南风窗》：对于汉族来说，元朝和清朝都是异族统治，他们本身就跟藏传佛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视佛教的种种举动可以理解，但是，清末民初直到现在，汉族人开始掌握统治权，是不是佛教的地位以及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活动就受到了影响呢？
　　圆持法师：清末到民国的时候，汉藏两地佛教的发展交流，应该说是非常频繁的，是一个交流高峰，尤其是民间的交流，当时，西藏、甘肃、青海的很多活佛，都长年住在内地，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南风窗》：当时内地战乱频繁，那种时候出现汉藏佛教的交流高峰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圆持法师：一方面当时现代的通讯和交通开始发展起来，比如有了公路，交通相对好，邮电系统、信件、电报沟通起来容易。另一方面，正是动乱年代，人们需要宗教信仰，当时内地相信藏传佛教的人很多，很崇拜他们，他们来到内地，能得到很多礼遇，能得到很多经济实惠的供养。
　　内地当时出现了一批了不起的高僧到西藏去求学佛法，像法尊法师在西藏呆了10来年，他的藏文成就比许多大活佛还厉害，他也翻译了大量格鲁派的藏文经典，也把我们汉文的一些经典翻译成藏文，甚至解放以后还编著了汉藏词典，还有一些书籍，包括《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由他主笔翻译成藏文的。还有能海法师，半路出家，以前是国民党一个将官，后来出家，他到西藏求法，造诣极高。那个时期的佛教交流，起码在战乱年代维系了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