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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地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地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南风窗》：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南风窗》：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南风窗》：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当时我的照片《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实际上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权利和系统与体制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南风窗》：你觉得未来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艾未未：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南风窗》：未来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艾未未：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政府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警察和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志愿者写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或伤感或激动或愤怒或感动。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山，要过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
　　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同时也在维护别人的权益。我现在是20岁，我是8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