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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信香港收购恒昌行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为完成“蛇吞象”，1990年，荣智健联合了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何厚铿等香港富豪组成财团，联手收购恒昌行。但收购案进行至尾声，荣智健突然改变主意，决意独自吃下恒昌行。
　　打定独立收购的主意后，荣智健邀李嘉诚及郭鹤年打高尔夫球，与李嘉诚对杆之际，他突然说：“如果这球进了洞，我就买下恒昌行。”
　　李嘉诚回应：“大家还沉浸在收购恒昌行的喜悦之中，如今就要出让刚刚到手的股份，有些舍不得。”但荣智健很坚持，“老友相求，怎能驳他的面子？”
　　最后，李、郭等同意出让手中股份，中信泰富完成了独立收购。
　　李嘉诚等富豪如此给荣智健“面子”，早已超出了在商言商和友情的范畴。他们都是极有政治头脑之人，知道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中南海的关系，知道荣毅仁非同寻常的身份，方当九七过渡即将来临，标榜爱国唯恐不及的香港富豪们如何会在此事上驳荣智健的面子？
　　事后证明，荣智健入主中信香港后的几把火都烧得非常成功，他本人也将此作为自己个人高超资本运作能力展现的一个标志。但从中，也显见其酷爱高风险、以小博大的投资风格，与荣家祖上的务实作风相距早已千里。
　　
　　 利益均沾
　　当然，任何冒险行为背后，必然有利益的驱动。荣智健如此积极地引领中信泰富进行高风险的迅速扩张，除个性使然，更重要的是与其个人数十亿的利益关联。
　　荣智健的首富之路是通过不断认购、增持中信泰富股份完成的。早在1992年3月“中信泰富”配股时，荣智健就率先认购了3000万股，到1993年12月31日，他已持有“中信泰富”股份9258.1万股。
　　1993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去世，荣毅仁接替其当选国家副主席，并辞任中信董事长；同年，王震之子王军出任中信总经理，两年后，王军再次升迁，出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与荣家交情匪浅的王军走马上任第二年，1996年，荣智健便由香港孤身前往北京拜会他，提出中信泰富管理层持股的建议。
　　据称，除了看准荣王两家的交情外，荣智健同时也在京动用了不少关系。故虽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都不相信刚毅的王军会同意折价由管理层受让中信泰富的股份，但最终结果却是中信集团将3.2亿股份以低于市价25%配售给了中信泰富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
　　此后，荣智健继续不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一方面，荣利用香港有良好的股票抵押融资环境，通过股票抵押筹得收购所需的巨资。另一方面则由中信泰富不断派息，并通过“特殊收益”与“特别股息”，强化当年盈利与现金流，使大股东即其自己获取巨额分红。
　　增持股份，自己派息给自己获取高额收入，再增持股份——了解了荣智健个人财富的累积轨迹，就不难理解当年这些大型收购之于其个人利益的意义。
　　1991年收购恒昌行后，中信泰富即出售中环恒昌大厦及部分长期投资形成11.31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连同当年正常利润派发股息160元/股。荣智健个人获得约2.02亿港元派息。
　　1996年中信泰富出售“港龙航空”17.66%的权益予“中国航空公司”，出售“香港电讯”约12%的股权，形成了33亿港元的特殊收益；1997年5月，“中信泰富”又将“香港电讯”7.74%的股权出售给“光大集团”，形成35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而在1996、1997和1999年中信泰富发放的这3次“特别股息”里，荣智健个人又从中分红达17.8亿港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各种分红总额已经达31.07亿港元。
　　除此之外，他也擅于在中信泰富的各项大型投资中搭“顺风车”赚钱。对恒昌行的第一轮收购，荣智健个人出资收购了6%的股份，随即转手将股份出让给中信泰富，左手倒右手，轻易就赚了8000多万。
　　
　　 财富与权力的转换
　　从当初以纯职业经理人身份进入中信泰富到如今，荣智健已拥有中信泰富约19%的股份，而第一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持股比例则由1996年前的47%降为28.86%，二者持股比例差距越来越小。
　　巨亏事件爆发前，香港人大多不知道中信集团，在他们眼里，中信泰富就是荣智健的家族企业。更何况荣智健的儿子荣明杰、女儿荣明方均在集团内历任要职。如果不是这次的巨亏漩涡，荣智健要渐渐将中信泰富彻底改弦更张为其家族企业亦并非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中信泰富与荣智健的私人公司已完全没有分别。内部根本没有任何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全是荣智健一个人说了算。”一位曾在中信香港位居要职，后因与荣智健理念不合而离开中信的人士表示。
　　外界对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个人资产的飙升并非没有质疑，对此，他从来不以为然。“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也翻几番呢？”
　　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要追溯到荣家历次的资产变迁。
　　作为工商界翘楚荣毅仁的独子，甫当成人之际的荣智健其实并没有打算从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配合政府将名下所有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意味着荣家后人再也不必承继家业，而荣毅仁自己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则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
　　直至成为中国首富后，荣智健还不时回忆当年的阔绰生活：“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接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荣公子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后，会安心从事他的技术工作，每年领取不菲股息，继续过着舒适而优渥的生活。然而一场“文革”，荣家所有资产被没收，荣毅仁还成了“专政”对象，荣智健也被下放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吃了8年的苦头。
　　与经历过抗战风雨的父亲不一样，荣智健自小娇生惯养，很难想象这8年苦难在他心理上形成了多大落差。1972年，随着“文革”结束，荣毅仁身份被恢复，荣智健也终于得以返京，但6年后的夏天，他却突然决定远离妻儿，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江。
　　也许，在荣智健心目中，他借助中信泰富得到的，并不如“文革”前后荣家为国家贡献的和失去的多。荣家两三代人数十年艰辛打拼回来的家业，曾在数年里全数失去，而荣智健又在十数年内将曾经富裕豪奢的生活重建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