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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有一门课叫“跨国法律研究”，这门课在美国的法学院是非常少的，但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它让学生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一个法律制度，而是由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构成的。一个跨国的律师需要先了解各国的法律，才能真正胜任这一职业的需求。
　　又比如“民事诉讼法”，美国的法学院教的主要是美国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和规范，但STL教的是各个法律系统的比较研究，包括美国的、欧洲的以及亚洲的，教授这门课的老师皮特是德国人，他是大陆法系——另外一个法系——下成长起来的法律学者。
　　事实上，经过15年的发展后，美国比较好的法学院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南风窗》：除了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外，STL还有没有采用其他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而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确认我们的教育方法是否成功呢？
　　雷蒙：除了苏格拉底式教育法，还有三点。一是学生自主研读法院判决书；二是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法律联系在一起；三是培养律师的真正的实践经验，设立专门的实践课。
　　验证STL的教育是否成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在人才市场上、在法律界，是否能够得到跟康奈尔法学院的学生同样的认可度，能够在同样的平台、同样的层级上工作。
　　
　　 成功无需复制
　　《南风窗》：这种教育方式，除了对国际法学院之外，将会为中国整个法学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成功了，它的可复制性在哪儿？
　　雷蒙：中国的法制建设在短短30年间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成就，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中国是个能够创造奇迹的国家，而它的成功经验在于，它总是在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摸索。
　　我认为STL只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其中一种尝试，我们当然希望它成功，但成功后让这种模式遍布全中国却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一定是好事。
　　我并不希望中国法学界只有一种教育模式，法律教育应该有多种模式。就像美国一共有190所法学院，从外观来看他们都是一样的，但实质上密歇根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各不相同。我认为如果190所法学院都是一样的，那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STL作为一种新尝试，最终既可能成为成功的经验，也可能成为失败的教训，别的法学院作为旁观者，可以对这种模式进行有选择性的借鉴。理想的状况是，最后每所法学院都发展出自己一套独特的模式，让中国的学生有更多选择，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法学院接受教育。
　　《南风窗》：近几年很多国家地区的法律教育有美国化的趋势，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倡导发展西方法律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法治改革利弊何在？
　　雷蒙：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是哈佛法学院首创的，因为这个创始人恰巧生在美国，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美国教育方式。但如果他生在法国、中国、甚至是非洲呢？我认为教育方式只有好坏之分，跟国家无关，它只是一种思维，恰巧发生在美国。
　　这种方式虽然是政治、经济、文化思维的扩展，但始终只是一种方法，不能跟美国的经济政治密切挂钩。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方式产生在美国，就认为它有美国的特质。引进一种好的教育方式，目的只是单纯地希望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法律教育。
　　《南风窗》：因为美国本科不设法律专业，所以STL国际法学院目前所有的学生都不是法律本科毕业的。这与中国的法学教育理念就有很大差异。众所周知，中国600多个法学院都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任何一个拥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只要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从业。
　　雷蒙：美国在很多年前是有本科法律专业的。但80年前，进行了改革，想法是这样的：法律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是对社会价值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因此，法学教育是一种高等教育，要求学生足够成熟，有足够的知识背景来支撑他学习这个学科，才能更深层次、更好地表达法律。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之前学过不管是社会学科也好、自然学科也好，对学习法律都是一种促进，而如果之前什么都没有学，对法律的理解往往是比较浅薄的——这是现在美国法律教育公认的一种哲学。
　　除了美国以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现有的模式就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看到整个法律教育系统的进化、改变和发展，我们想要改变整个系统，鼓励600多所学校发展新的东西、新的模式。
　　STL是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的一种新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绝对不是对传统模式的一种批判或完全的否定。我们是一种发展过程的模式，这种模式会让你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希望能作为一种启发他们的源泉，最终带动整个法律教育系统得到进步。
　　法学教育系统要改变，要前进，就应该鼓励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我想在这点上，美国和中国是相同的。
　　
　　学术自治猜想
　　《南风窗》：你认为中国目前法学教育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法学教育改革最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雷蒙：我不是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专家，但我跟中国法学教育界人士有过很多交流。我的感觉是，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教授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教自己想教的课程，做自己想做的研究。
　　以国际法学院为例，我们聘请的教授都是资历很高的，他们非常有才华，在职业上有很多选择，不但可以做教授，还可以做律师。事实上如果他们去做律师的话，完全可以变得更富有，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们选择当教授，实际上是一种牺牲。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们感觉，在学院工作，无论是做研究也好，教学也好，能够得到另一种精神满足，从而不至于有心理落差。
　　《南风窗》：你刚才说的能够让教授在他们的学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是中国法学教育改革里面很重要的问题，跟整个教育制度有关。此前浙江大学成立的光华法学院，就提出了“教授治院”的想法，你对此有何看法？
　　雷蒙：美国有一种“教授管理”制度，法学院院长是向教授汇报工作的，教授有权力制定课程设置，制定评分标准和学生准则。
　　我不会说这种管理制度是好还是坏，还是那句话，有探索精神就很好，不管浙大光华法学院能否成功，只要他勇于采取新的改革，这本身已经是一件好事。
　　《南风窗》：教授管理模式在美国是一种新兴的尝试，还是已经形成惯例？
　　雷蒙：教授管理模式在美国是很普遍的，早在我到康奈尔大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
　　谈到教育政策，我觉得应该是由学者提供教育政策的核心精神，而职业的行政人员则是执行教育政策的。我一直都相信，一个学院好不好，是以教授团队的优秀与否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行政团队的优越性衡量。
　　《南风窗》：那么国际法学院与北大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否曾与海闻校长沟通过，尝试在这里采取教授管理模式？
　　雷蒙：国际法学院和北大的关系是这样的，现在在整个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里一共有6所学院，国际法学院是其中一所，海闻是这个研究生院的院长，管理6个学院，同时也是北大的副校长，我们的工作情况不但要向海闻汇报，也要向北大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