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风味和小人物的悲欢,让大热的电影《海角七号》带给台湾人仿若怀旧的感动,成为政治纷扰和现代生活压抑下的情绪出口;同时,导演为了叙事“厚度”而增添的历史背景,因为涉及对殖民历史的认识,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
从《海角七号》到《1895》
作者:李 娜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4-18
浏览:4130
而影片《1895》,取材甲午之战被割让后,台湾民间浴血抵抗日本“接收”的历史。与《海角七号》一起,被誉为反映了台湾精神的“优秀国片”,但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同样招致诸多质疑。两部电影和引发的评论,似有很大政治解读空间,但其意义,可能更在于帮助我们触摸、反思台湾社会心理与历史认识的细微层面。
台湾之伤
《海角七号》叙事的起点,本是恒春海边饭店的一个商业活动:请日本“疗伤歌手”来海滩演出。“疗伤”,或正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关键词,一个贯穿线索,也是它在台湾大热的一个内在原因。
在相隔60年的两段台日爱情的框架下,这部电影讲着普通人的失意与奋斗。从台北败退回恒春的阿嘉,不甘心做打杂公关的日本模特友子,靓仔美女,带着一身随时向任何人发作的暴戾之气。而恒春,它是与台北大都市相对照的,一个既身不由己又汲汲渴渴要步入现代化的古老小镇,也有着诸多不如意不圆满的人生。在琐碎的个体郁闷之上,则是一个抽象、有时代特征的郁闷,或名“在地的郁闷”。恒春在台湾南端,面向美丽太平洋,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是重要旅游资源,但作为后发地区,这资源照例要被BOT,被来自台北都市的财团控制。这就是镇上民代主席的伤痛:“外人买去了土地,买去了海”、“这么漂亮的海,我们恒春人自己却看不到”、“我们的年轻人都留不住。”
所以这个65岁依然风风火火、准备“明年竞选镇长”的洪主席,瞪着铜铃双眼,要挟酒店老板,把日本歌手演出之前的暖场演出机会让给恒春在地人,并且打包票短期之内组建一个拿得出手的在地摇滚乐团。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如上落魄失意、爱好音乐的平头百姓们,在短短一周内,历经换人、作曲、与日方监督友子的冲突磨合……种种风波,终于如期登台,成功暖场。这一过程中,展示了南台湾小镇的风土人情,一场演出和为了演出的努力,使小人物的压力得到纾解,使原本紧张的人际关系温情化,而“在地人”的光彩,也似乎在这小小的舞台上绽放了。与此同时,两段台日爱情,一得抚慰,一成正果。
放在当下台湾的社会背景中,制作水准并不高的《海角七号》的大热,倒是意外,却可能是生逢其时、其来有自的。
这是一个经济连年不景气、失业、自杀问题严重,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着骄傲的民主经验却面临党争纷扰、总统贪腐,人心转而诉诸传统道德的年代;这也是一个殖民地历史和两岸纠葛所衍生的“认同”问题,仍以各种形式影响切身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年代。此外,无论对政府还是普通大众,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重新面对中国大陆的年代——在中国崛起和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凡此种种,形成社会普遍的压抑情绪。
一部以本土情感为卖点,以放下沉重的历史为潜在话语的《海角七号》,是以成为台湾人“疗伤”的药。
拥抱本土
音乐之为“疗伤”,本是自然而然,待到成为可以标榜的时尚,便有些可疑。这是《海角七号》的文化氛围,也注定了它对现实问题处理的轻薄。
台湾之伤,如何疗救?刮骨疗毒太痛,不如像《海角七号》这样。
它把镜头摇向恒春老城门、美丽太平洋、土气而富戏谑色彩、打拼精神的小镇人、不圆满而有温情的日常生活,以及,国语、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以及日语所象征的多族群、多元文化,以及,怀旧抑或浪漫的台日爱情,出之以一种时尚、明快的叙事节奏,从而给予正在其间生活的台湾人、保留着这种生活的记忆的台湾人,以及即便没有这种记忆而在“爱台湾”意识下倾慕这一本土风景的台湾人——也就是说,不分代际、老少皆宜——亲切、轻松和安慰。这种对在地文化的拼盘展示和肯定热情,呼应着身为“台湾人”的某种自尊与补偿心理。它碰着了这个社会的软肋。
然而,如此“拥抱本土”,召唤了观者的亲切感,以及“就在身边”的诸多社会问题,却又无不是蜻蜓点水,轻轻滑过,甚而形成遮蔽。譬如原住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严重的酗酒自杀问题,在片中,被原住民手工艺项链和马拉桑小米酒轻飘飘地掩盖了。又比如,听镇代主席骂BOT似乎很过瘾,谁没有对黑金政治的愤懑之心,但仅此而已,现实中,《海角七号》带来恒春观光潮,受益的依然是用酒店包去了大海的大财团。
只要拥抱,不要思考,影片不能不满是矛盾。口口声声外人买去了土地和海,为何是“外人”与“在地人”的对立?如果放在同类性质问题上,如庐山温泉这被“汉人”抢占了观光资源的原住民地区,又该如何划分“外人”与“在地人”?他们难道不都是“台湾人”?这难道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却为何成为本土的怨叹?
以“落后/淳朴”温暖着“先进/颓废”的现代都市人的“本土”,已被景观化、成了可消费的一种情调,而“拥抱本土”之于台湾国语片、之于主流文化,如同之于政党之争,都是一个最重大的政治正确,是最有效和必要的出路——所谓有效,是否意味着经过近20年的强化构造,“本土”已经成为台湾民间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呢?
恒春人因日本歌手的暖场演出用了在地乐团而欣喜若狂,在一个大陆人看来实在有些难以理解。“在地”的自豪,透露着卑微。但是,这个海边舞台,这个放下一切沉重的历史意识的嘉年华,要表达的就是台湾不同于大陆的“包容”、“宽恕”和“多元”——《海角七号》在说:不要说我媚日,个人能承担历史吗,“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爱情,无罪。
爱情无罪,历史隐退
暧昧的“国境之南”,串起历史与现实的爱情,注定要引起政治敏感和争议,这也是“时代的宿命”。不但在对日情绪激烈的大陆,在台湾,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台湾中研院的陈宜中说,该片拍出了“台湾对日本的苦恋”,而“这样的被殖民欲望,似乎还隐藏着对1945年以后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的有罪控诉。”在影片所刻意展示的“多族群”社会风貌中,“外省人”缺席了。台湾人的“悲情”传统也悄悄发生了置换,“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来压迫的悲情意识,而转变成‘无法得到日本的爱’的悲情意识”。(陈宜中:《<海角七号>的台日苦恋》,2008-10-09 《中国时报》)
台湾之伤
《海角七号》叙事的起点,本是恒春海边饭店的一个商业活动:请日本“疗伤歌手”来海滩演出。“疗伤”,或正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关键词,一个贯穿线索,也是它在台湾大热的一个内在原因。
在相隔60年的两段台日爱情的框架下,这部电影讲着普通人的失意与奋斗。从台北败退回恒春的阿嘉,不甘心做打杂公关的日本模特友子,靓仔美女,带着一身随时向任何人发作的暴戾之气。而恒春,它是与台北大都市相对照的,一个既身不由己又汲汲渴渴要步入现代化的古老小镇,也有着诸多不如意不圆满的人生。在琐碎的个体郁闷之上,则是一个抽象、有时代特征的郁闷,或名“在地的郁闷”。恒春在台湾南端,面向美丽太平洋,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是重要旅游资源,但作为后发地区,这资源照例要被BOT,被来自台北都市的财团控制。这就是镇上民代主席的伤痛:“外人买去了土地,买去了海”、“这么漂亮的海,我们恒春人自己却看不到”、“我们的年轻人都留不住。”
所以这个65岁依然风风火火、准备“明年竞选镇长”的洪主席,瞪着铜铃双眼,要挟酒店老板,把日本歌手演出之前的暖场演出机会让给恒春在地人,并且打包票短期之内组建一个拿得出手的在地摇滚乐团。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如上落魄失意、爱好音乐的平头百姓们,在短短一周内,历经换人、作曲、与日方监督友子的冲突磨合……种种风波,终于如期登台,成功暖场。这一过程中,展示了南台湾小镇的风土人情,一场演出和为了演出的努力,使小人物的压力得到纾解,使原本紧张的人际关系温情化,而“在地人”的光彩,也似乎在这小小的舞台上绽放了。与此同时,两段台日爱情,一得抚慰,一成正果。
放在当下台湾的社会背景中,制作水准并不高的《海角七号》的大热,倒是意外,却可能是生逢其时、其来有自的。
这是一个经济连年不景气、失业、自杀问题严重,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着骄傲的民主经验却面临党争纷扰、总统贪腐,人心转而诉诸传统道德的年代;这也是一个殖民地历史和两岸纠葛所衍生的“认同”问题,仍以各种形式影响切身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年代。此外,无论对政府还是普通大众,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重新面对中国大陆的年代——在中国崛起和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凡此种种,形成社会普遍的压抑情绪。
一部以本土情感为卖点,以放下沉重的历史为潜在话语的《海角七号》,是以成为台湾人“疗伤”的药。
拥抱本土
音乐之为“疗伤”,本是自然而然,待到成为可以标榜的时尚,便有些可疑。这是《海角七号》的文化氛围,也注定了它对现实问题处理的轻薄。
台湾之伤,如何疗救?刮骨疗毒太痛,不如像《海角七号》这样。
它把镜头摇向恒春老城门、美丽太平洋、土气而富戏谑色彩、打拼精神的小镇人、不圆满而有温情的日常生活,以及,国语、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以及日语所象征的多族群、多元文化,以及,怀旧抑或浪漫的台日爱情,出之以一种时尚、明快的叙事节奏,从而给予正在其间生活的台湾人、保留着这种生活的记忆的台湾人,以及即便没有这种记忆而在“爱台湾”意识下倾慕这一本土风景的台湾人——也就是说,不分代际、老少皆宜——亲切、轻松和安慰。这种对在地文化的拼盘展示和肯定热情,呼应着身为“台湾人”的某种自尊与补偿心理。它碰着了这个社会的软肋。
然而,如此“拥抱本土”,召唤了观者的亲切感,以及“就在身边”的诸多社会问题,却又无不是蜻蜓点水,轻轻滑过,甚而形成遮蔽。譬如原住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严重的酗酒自杀问题,在片中,被原住民手工艺项链和马拉桑小米酒轻飘飘地掩盖了。又比如,听镇代主席骂BOT似乎很过瘾,谁没有对黑金政治的愤懑之心,但仅此而已,现实中,《海角七号》带来恒春观光潮,受益的依然是用酒店包去了大海的大财团。
只要拥抱,不要思考,影片不能不满是矛盾。口口声声外人买去了土地和海,为何是“外人”与“在地人”的对立?如果放在同类性质问题上,如庐山温泉这被“汉人”抢占了观光资源的原住民地区,又该如何划分“外人”与“在地人”?他们难道不都是“台湾人”?这难道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却为何成为本土的怨叹?
以“落后/淳朴”温暖着“先进/颓废”的现代都市人的“本土”,已被景观化、成了可消费的一种情调,而“拥抱本土”之于台湾国语片、之于主流文化,如同之于政党之争,都是一个最重大的政治正确,是最有效和必要的出路——所谓有效,是否意味着经过近20年的强化构造,“本土”已经成为台湾民间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呢?
恒春人因日本歌手的暖场演出用了在地乐团而欣喜若狂,在一个大陆人看来实在有些难以理解。“在地”的自豪,透露着卑微。但是,这个海边舞台,这个放下一切沉重的历史意识的嘉年华,要表达的就是台湾不同于大陆的“包容”、“宽恕”和“多元”——《海角七号》在说:不要说我媚日,个人能承担历史吗,“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爱情,无罪。
爱情无罪,历史隐退
暧昧的“国境之南”,串起历史与现实的爱情,注定要引起政治敏感和争议,这也是“时代的宿命”。不但在对日情绪激烈的大陆,在台湾,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台湾中研院的陈宜中说,该片拍出了“台湾对日本的苦恋”,而“这样的被殖民欲望,似乎还隐藏着对1945年以后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的有罪控诉。”在影片所刻意展示的“多族群”社会风貌中,“外省人”缺席了。台湾人的“悲情”传统也悄悄发生了置换,“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来压迫的悲情意识,而转变成‘无法得到日本的爱’的悲情意识”。(陈宜中:《<海角七号>的台日苦恋》,2008-10-09 《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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