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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日本后，我意识到既然来留学，怎么样也得上大学吧？私立大学学费太贵，我以考国立大学为目标，1991年考上国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文教育学部地理学科。从柳田国男等人的作品开始，我开始阅读地道的日本文学。读地理，让我有很多机会到日本各地去参观、实习。回想起来，这些学习好像都为日后写作做准备一样。这种前后关系很奇妙，解释不了。
　　《南风窗》：《时光》不仅写了大陆学生在1980年代末中国社会转型期里的生活经验，还写了不少学生后来出国，切实体验着外国生活，一方面生活让他们感受到世间百态，给他们以很大影响；另一方面，2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1997香港回归，北京成功申奥等大事，透过媒体报道和亲朋的介绍，对这些学生乃至海外华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您为何要表达这种变化？
　　杨逸：前面说过了，《时光》是对一段人生经历的纪念。80年代末，我到过北京，后来国外的一些集会，我也有去看。正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才能客观说出所见所闻，也才更能感受到时代变迁、世态变化对人的影响。1989年后，一些西方国家曾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同时也把一些大陆出来的学生抬得很高，可这些人里有的只为了捞取自己的利益，我在《时光》里直接刻画了这种人物形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又忙着搭上中国经济发展这辆车，那些被抬得很高的人于是被甩到一边，这种时代变迁、世态变化和人生百态，作为小说题材，是我想写的。
　　我对一些事情也逐渐有了更深的思考。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国内大力反思“文革”带来的伤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化、思潮和技术都涌进来，大家以前看得不够多，哪见识过这么多东西，一下子消化不了，理解不了为什么外国能产生那么多东西。当时不少人只能解释，外国之所以出这么多东西，在于他们的制度比较好，在于他们有民主。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很多学生都希望祖国要改变，希望祖国强大。但怎么变才能更强大？变了以后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强大起来？别人当时有没有想、怎么想，我不清楚。我当时虽然兴奋，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怎么才能强大，民主化运动是不是能让当时的中国一下子强大起来，还真没有多想。
　　不过，或许曾经过了一段不短的穷日子，或许是在国外逐渐看多了，渐渐觉得恐怕还是要先发展经济，让13亿人先吃上饭，保障大家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吧。民主很好，民主发展当然重要，但它也是不断发展的吧。所以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这20年，难免有些想法。作为一名作者，我只能写自己的，而不可能是别人的想法。
　　直面争议
　　《南风窗》：怎么看芥川奖一些评委对您获奖的不同意见，以及对《时光》的批评？
　　杨逸：有不同声音很正常。一部作品要让大家喜欢，不容易。我得奖后，有评委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与我交流过。据相关统计，芥川奖和直木奖推荐的新人在写作途中的生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评委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相当神圣，因此，整个评选过程非常严格、公正。每一位评委必须反复认真阅读每一部提名作品，还必须具体说出评价的根由。所以，我相信评委们的最后决定。另一方面，一些评委多次阅读我的作品后，提出批评意见，令我尊重。
　　《南风窗》：那么，媒体对您得奖的议论呢？说是奥运年让中国作家首度得奖，太巧合了。
　　杨逸：作品得到的反应显然和这种假设性议论不一样，简单说来，两边都不讨好啊，当然我也没想过要讨好哪边。日本有些反应是，我没有站在更批判的立场上去批评中国。中国媒体虽然广泛报道了我得奖的消息，但我的书也还没在国内出版。至于说文艺春秋社制造话题推销量，我前面谈了，整个评选有着非常严格公正的机制，评委和出版社的人都告诉我，这个评选结果不可能由主办单位或什么人随意左右。
　　《南风窗》：您曾经和日本人结婚还生了小孩，为什么没有加入日本籍？
　　杨逸：我也有不少好朋友加入日本国籍，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点没什么好说的。我呢，是这么想的，说着一口中国口音很重的日语，对着别人介绍自己是山田，是田中，总觉得没有必要吧。我和前夫结婚时，也没按日本人的习惯从夫姓。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自然就好。
　　《南风窗》：获得这么重要的文学奖，成名成家是否让您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杨逸：不是“家”，还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匠人吧。得奖对我来讲是很大鼓励，但不是我写小说的终点。还要继续写下去，还要考虑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吸引读者。
　　不过，今年4月开始，我将在某大学当客员教授，算是让生活比较稳定，有个基本保障了，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写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