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今年1月中旬,刘慕宁已被武汉市政府记了二等功;虽然3月初,黄陂区亦召开大会,宣布授予刘慕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向其学习的活动,但对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刘慕宁仍很谨慎。
“现在武汉市还没统一对我宣传,我不便主动讲太多自己的事……”刘慕宁说。
“现在武汉市还没统一对我宣传,我不便主动讲太多自己的事……”刘慕宁说。
区信访局长的酸甜苦辣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4-14
浏览:4871
“瓮安事件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刘慕宁说他的职务是“五位一体”: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区政府信访复查复核办主任。从这个“五位一体”的职务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信访部门工作的高度重视。
黄陂区位于武汉市北部,是武汉市国土面积和人口第一大区。全区有19个街乡镇场,80多个区级机关单位,刘慕宁接手信访局那年,区财收只有3亿元,2008年则增长到17亿。
“社会不稳定时,区领导就是想做点事,他心里也烦。”刘慕宁说。2005年以前的黄陂,是湖北省的上访问题老大难地区,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如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知青及援疆返陂人员上访问题、涉教问题、民师问题、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成群结队的上访人员经常把区委、区政府围得水泄不通。
刘慕宁是2005年1月5日调任区信访局长的。上任后,刘慕宁搞了个“三联单”。刘慕宁说:“现在国家有统一的规范了,当时有的是登个记,有的打个电话,形式千奇百怪。我们搞三联单是湖北省第一家。”刘还在信访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联合接访中心,区政府10多个部门联合在这里接访。刘慕宁在区政府门口树了个牌子:有事请找信访局。还派了个引导员,把上访人员都引到这里。
100多万人口的大区,从2006年6月至今,连续三年多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这是刘慕宁任黄陂信访局长以来的主要成绩之一。
“我16岁参加工作,长期在基层,转过很多单位。”1952年出生的刘慕宁说:“‘文革’时上初中,我是三好学生;到了部队是五好战士;转业回来当老师,我是优秀教师;后来当校长,是武汉市先进工作者;再后来又当基层干部,在乡镇工作几十年,干过宣传委员、副乡长、副镇长等,天天跟农民群众打交道。1992年,我在黄陂最大的镇——城关镇当副镇长,分管最难搞的计划生育工作,把城关镇搞成了全省的计划生育先进镇。”
2000年3月,刘慕宁成为黄陂县第一批正处级干部。他是黄陂开发区的第一任主任,后来又转任区政府副主任。
刘慕宁说:“从2000年后,全区所有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像两湾群众斗殴、大型围堵上级党政机关、现场大型拆迁以及渔业纠纷、边界纠纷等,都是我代表区政府去处理——我兼任指挥长,指挥公安、司法等部门一起上。贵州的瓮安事件那么轰动,对我来说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我处理过的群体性事件比这大得多。因为我知道这些闹事的群众在想什么,能够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用区领导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失过手。”
虽然刘慕宁很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要谈起自己那些得意的经历。
在一次刘慕宁指挥的大型“强拆”行动中,队伍拆迁完毕,往回走时,一台挖掘机突然断了链条,趴在路上不动了。老百姓哗地跑了上来,“像打日本鬼子一样”,刘慕宁笑道。群众要往这一台价值100多万的机器上使气,纷纷叫嚷:“砸了它!”
刘慕宁马上下令公安和武警围住这台机器,想办法把车弄出来。他站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向群众喊话,身上挨了几砖头。僵持两个多小时后,吊车过来,把挖掘机吊走了。执法人员立即撤退,只有几位受了轻伤。
在处理这些大型群体性事件中,哪一次是最令刘慕宁感到恐怖的经历?
刘慕宁说:我一般不怕事,因为从小出来,在外闯荡了几十年,但有一次,我是真怕了。
那是2004年秋。有一天,刘慕宁带着城管、公安人员去风景区“强拆”。这里有农民不经批准,在水库旁建农家小院,吃喝拉撒的东西都倒进了水库里。区城管局贴出布告,限令业主半个月时间自拆,但业主没拆。限期一到,刘慕宁就带人去了。他拿着布告宣布:业主愿意自拆的,今天还可以拆,否则城管局就要“强拆”。
农民仍然不愿拆,刘慕宁放了几条警戒线,执法人员开始“强拆”。“强拆”完毕,刘慕宁和同伴们撤离此地。天快黑了,刘在路边寻了个地方小解。完事后一看,其他人都已经下山了,那几个拆迁户却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木棍、铁锤,领头的是个村民小组组长,他抬手一指刘慕宁:“就是他!你不要跑!”
刘慕宁本能地想跑,但转念一想:“我一跑他们就追,追上去一样挨打,还丢形象。”刘慕宁有经验,即使内心很紧张,也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子喝问:“你们想干什么?”他找了个开阔地站好,警告对方:“我们今天是来执法的,你们不要胡来。”
对方逼上前问:“你把我的房子拆了怎么办?”刘慕宁说你那是违章建筑,应该拆。他看出这个小组长是领头的,就死死揪住他:“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今天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因公牺牲也是烈士,你肯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我是公事公办,不是跟你个人有仇有怨。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你就是把我怎么样了,自己跑了,你全家也跑不掉。你是带头人,要负全部责任。”
村民小组长说:“现在我没有家了,你要给我安排地方住!”刘慕宁赶快说:“这个可以商量。你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到镇里谈,或者去风景区谈。”刘慕宁强调自己当时“没有求他”,只是想把局势缓和下来。但农民已经开始对刘慕宁推搡了。这时,城管局长下山后,发现刘慕宁没跟上来,又带人回来找他了。农民这才放过了刘慕宁。刘说他很是感谢城管局长,“他要不去,我这回就完蛋了。”
刘慕宁说,黄陂人不好说话,容易出事。因为黄陂自古土地贫瘠,人口多,资源缺乏,有手艺的人纷纷外出谋生。早期的汉口一大半都是黄陂人。后来黄陂人又跑到了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以至于有句话叫“无陂不成镇”。经常外出的老百姓思想开放,信息灵通,不好糊弄。甚至有些老百姓知道的事,当地官员还不知道。
所以,就可以理解,2004年的12月28日,区委领导为什么会找刘慕宁谈话,希望他出任区信访局局长一职了。当时的黄陂区委书记,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弟弟马小援。刘慕宁称他是一个“亲民的好书记”。
马小援书记对刘慕宁说,我就是看中了你,希望你把信访这个事做好,让区委、区政府领导都能集中精力,研究发展经济的事。
刘说自己当时感到意外,因为他已经52岁了,快该休息了,正准备把职业生涯的句号“画得圆一点儿”。同时,他又感觉当百万人口大区的信访局长“责任太大了,不是小事”。
刘慕宁说他的职务是“五位一体”: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区政府信访复查复核办主任。从这个“五位一体”的职务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信访部门工作的高度重视。
黄陂区位于武汉市北部,是武汉市国土面积和人口第一大区。全区有19个街乡镇场,80多个区级机关单位,刘慕宁接手信访局那年,区财收只有3亿元,2008年则增长到17亿。
“社会不稳定时,区领导就是想做点事,他心里也烦。”刘慕宁说。2005年以前的黄陂,是湖北省的上访问题老大难地区,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如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知青及援疆返陂人员上访问题、涉教问题、民师问题、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成群结队的上访人员经常把区委、区政府围得水泄不通。
刘慕宁是2005年1月5日调任区信访局长的。上任后,刘慕宁搞了个“三联单”。刘慕宁说:“现在国家有统一的规范了,当时有的是登个记,有的打个电话,形式千奇百怪。我们搞三联单是湖北省第一家。”刘还在信访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联合接访中心,区政府10多个部门联合在这里接访。刘慕宁在区政府门口树了个牌子:有事请找信访局。还派了个引导员,把上访人员都引到这里。
100多万人口的大区,从2006年6月至今,连续三年多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这是刘慕宁任黄陂信访局长以来的主要成绩之一。
“我16岁参加工作,长期在基层,转过很多单位。”1952年出生的刘慕宁说:“‘文革’时上初中,我是三好学生;到了部队是五好战士;转业回来当老师,我是优秀教师;后来当校长,是武汉市先进工作者;再后来又当基层干部,在乡镇工作几十年,干过宣传委员、副乡长、副镇长等,天天跟农民群众打交道。1992年,我在黄陂最大的镇——城关镇当副镇长,分管最难搞的计划生育工作,把城关镇搞成了全省的计划生育先进镇。”
2000年3月,刘慕宁成为黄陂县第一批正处级干部。他是黄陂开发区的第一任主任,后来又转任区政府副主任。
刘慕宁说:“从2000年后,全区所有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像两湾群众斗殴、大型围堵上级党政机关、现场大型拆迁以及渔业纠纷、边界纠纷等,都是我代表区政府去处理——我兼任指挥长,指挥公安、司法等部门一起上。贵州的瓮安事件那么轰动,对我来说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我处理过的群体性事件比这大得多。因为我知道这些闹事的群众在想什么,能够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用区领导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失过手。”
虽然刘慕宁很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要谈起自己那些得意的经历。
在一次刘慕宁指挥的大型“强拆”行动中,队伍拆迁完毕,往回走时,一台挖掘机突然断了链条,趴在路上不动了。老百姓哗地跑了上来,“像打日本鬼子一样”,刘慕宁笑道。群众要往这一台价值100多万的机器上使气,纷纷叫嚷:“砸了它!”
刘慕宁马上下令公安和武警围住这台机器,想办法把车弄出来。他站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向群众喊话,身上挨了几砖头。僵持两个多小时后,吊车过来,把挖掘机吊走了。执法人员立即撤退,只有几位受了轻伤。
在处理这些大型群体性事件中,哪一次是最令刘慕宁感到恐怖的经历?
刘慕宁说:我一般不怕事,因为从小出来,在外闯荡了几十年,但有一次,我是真怕了。
那是2004年秋。有一天,刘慕宁带着城管、公安人员去风景区“强拆”。这里有农民不经批准,在水库旁建农家小院,吃喝拉撒的东西都倒进了水库里。区城管局贴出布告,限令业主半个月时间自拆,但业主没拆。限期一到,刘慕宁就带人去了。他拿着布告宣布:业主愿意自拆的,今天还可以拆,否则城管局就要“强拆”。
农民仍然不愿拆,刘慕宁放了几条警戒线,执法人员开始“强拆”。“强拆”完毕,刘慕宁和同伴们撤离此地。天快黑了,刘在路边寻了个地方小解。完事后一看,其他人都已经下山了,那几个拆迁户却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木棍、铁锤,领头的是个村民小组组长,他抬手一指刘慕宁:“就是他!你不要跑!”
刘慕宁本能地想跑,但转念一想:“我一跑他们就追,追上去一样挨打,还丢形象。”刘慕宁有经验,即使内心很紧张,也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子喝问:“你们想干什么?”他找了个开阔地站好,警告对方:“我们今天是来执法的,你们不要胡来。”
对方逼上前问:“你把我的房子拆了怎么办?”刘慕宁说你那是违章建筑,应该拆。他看出这个小组长是领头的,就死死揪住他:“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今天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因公牺牲也是烈士,你肯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我是公事公办,不是跟你个人有仇有怨。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你就是把我怎么样了,自己跑了,你全家也跑不掉。你是带头人,要负全部责任。”
村民小组长说:“现在我没有家了,你要给我安排地方住!”刘慕宁赶快说:“这个可以商量。你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到镇里谈,或者去风景区谈。”刘慕宁强调自己当时“没有求他”,只是想把局势缓和下来。但农民已经开始对刘慕宁推搡了。这时,城管局长下山后,发现刘慕宁没跟上来,又带人回来找他了。农民这才放过了刘慕宁。刘说他很是感谢城管局长,“他要不去,我这回就完蛋了。”
刘慕宁说,黄陂人不好说话,容易出事。因为黄陂自古土地贫瘠,人口多,资源缺乏,有手艺的人纷纷外出谋生。早期的汉口一大半都是黄陂人。后来黄陂人又跑到了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以至于有句话叫“无陂不成镇”。经常外出的老百姓思想开放,信息灵通,不好糊弄。甚至有些老百姓知道的事,当地官员还不知道。
所以,就可以理解,2004年的12月28日,区委领导为什么会找刘慕宁谈话,希望他出任区信访局局长一职了。当时的黄陂区委书记,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弟弟马小援。刘慕宁称他是一个“亲民的好书记”。
马小援书记对刘慕宁说,我就是看中了你,希望你把信访这个事做好,让区委、区政府领导都能集中精力,研究发展经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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