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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万延海似乎手握利器——备忘录。当遇到不满和分歧时，他就会将之祭出。这次的项目落马事件中他就迅速将备忘录送到了北京办公室。据他自己介绍，如果没有这份备忘录，北京性艾协会是不可能成为项目管理机构的，协会方面曾将这份文件交给了全球基金，以证明自己担任管理机构是有依据的，是与民间组织达成了协议的。
　　“我们之间这种关系对于规范他们的管理是有帮助的，”万延海说，“他们要咨询我们的意见，也必须接纳我们的意见。”
　　但关宝英不大认可这一点。她就茶几上那份万延海送达的夹着备忘录的申诉意见表示，备忘录不能与是否可以担当实施机构划上等号，不能成为项目就必须入围的理由，特别是在项目申请不符合标准的前提下。
　　关宝英说，我们这样一个项目毕竟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现在好不容易有资金支持大家，“我们希望更多草根组织都来参与，我们没有门槛，就看你的项目书设计。”
　　北京办公室对于项目书有规范要求。招标时，他们会把基本写作规范告知各组织，让大家按规范来。即使这样，去年他们接到的申请书依然五花八门，版本各有不同。他们为此一共召开两次修改会，一次项目书写作培训会。
　　“遇到问题得随时给他们办班，”关说，“对每个人每个组织一视同仁。我们要适应大家，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里不允许官本位，不然就不配坐在这个位子上。”
　　
　　 前官员
　　2007年退休后，北京艾协将关宝英由原来的常务理事增补为副会长。由于关宝英在市卫生局时分管艾滋病工作，了解情况，当时正好要启动六轮项目，就让她分工主抓北京办公室的工作。
　　协会宣布此项任命时，万延海心里比较有疙瘩。他找到协会会长郑志伟，表示对关当主管心里没数。
　　2006年关宝英还在任上的时候，作为北京一个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万想去拜访她一下，借机建立某种工作关系，结果打了20多个电话，没有一次得到回应。
　　当关宝英来到北京办履职后，万延海认为她的一些做法有些荒唐。“对资金给我们托管的组织，总是查来查去。”
　　北京一些民间组织成员将关宝英称作“关妈”，媒体也多次报道关宝英一直为推进本地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而尽最大努力奔走。但万延海不这么看。
　　万说，一些组织叫她“关妈”，或者干妈，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他认为关系好这样叫也很正常，但是，“如果那些从她那里得到项目的组织都叫她关妈，互相赞美，这就不正常了。”
　　面对新的岗位和服务对象，关宝英也有看法，她说，“这些组织人群构成参差不齐，结构不一样，素质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很不好沟通。”
　　但是她否认自己对于北京办的招标工作存在操控。据她介绍，这一次的招标，北京办请了9人专家小组对59份招标书进行评审。专家意见是决定性的，“我只负责组织开会，把材料提供给他们，不能掺入任何意见。”
　　“你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吗？”
　　“也不能说这种做法不负责任啊，”她说，这些专家都是由国际组织、预防医学会、疾控中心及国家艾协代表组成，来自各方面。项目申请是否合格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要共同签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艾滋病防治圈的生态过于紊乱，这几乎是难去之疾。对于资源的争夺致使各组织之间时常党同伐异。
　　在关宝英眼里，这个圈子尚处于无序和混乱阶段，各主体相互看不起，相互贬损的情形并不鲜见。对于万延海，她说，“他恨我个人也没用，我和他没有个人利益冲突。”
　　关宝英被万延海视作破坏者。在她之前，一切似乎都还平静，他与北京性艾协会的关系维持良好。这件事情一发生，万延海甚至扬言要上法院状告北京艾协。
　　北京艾协对此似乎也无能为力。事情的复杂性可能大大超出他们预计，因为出现了派系争斗。协会负责人说，现在不单是万延海对关宝英有意见，这种情况已演变为万延海与关宝英及另一个草根组织“爱之方舟”的矛盾。
　　“爱之方舟”是一个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负责人孟林与关宝英走得较近。他与万同是北京办咨询小组成员、北京艾协理事，也同是去年的项目实施机构。今年，万延海的项目未被通过，但孟林的项目却得到了批准。
　　万与孟在没有六轮项目的时候就存在过节。孟林是一位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感染者。他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信件。在博客里他写道，早年自己因为性取向被警察抓捕过，这是万延海组织所致。他为此憎恨万。
　　孟林为关宝英遭到攻击抱不平，并在内部邮件组里以谩骂回击。他说，关女士为北京感染者付出了极大心血，对她的肆意攻击让她寒心。
　　
　　 协会
　　纠葛已经上升到万延海对于整个管理机构的否定上，他指责他们拿到国际资金后自立派系，捞钱吃回扣。这可能对北京性艾协会的项目管理地位构成威胁。
　　北京性艾协会成立于1993年，受北京市卫生局领导。除了全球基金，这个组织还是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北京地区项目管理机构。
　　协会的负责人对于关宝英惹致这些麻烦不免失望。会长郑志伟对本刊记者说，当初派她过去全权抓这个项目，觉得她应该能胜任这项工作，至少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
　　近来协会内部几位负责人就此事进行过碰头磋商。他们的结论是，北京办公室在“三公”（公平、公正、公开）和透明原则上做得不够。
　　郑志伟说，关能放下架子做社团工作，也做了大量工作，她努力想做好，但工作观念和方式还需要转变。
　　郑志伟是原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的处长。据说他曾提携过关宝英。他认为虽然争议主要还是针对关宝英个人，但她是协会派出人员，所以这种是非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协会。
　　关宝英也在寻求转变，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她需要面对各种怀有不同想法、目的的草根组织，为他们化解争端，提供帮助，并且不能推却。她对本刊记者说，“有一段时间我真想放弃，太累了，回家吃完饭就想躺下休息，什么也不想干。”
　　在北京办公室，关宝英也时时受人掣肘。他们每年会从全球基金拿到20万美元，这些钱紧张到连工作都不好开展。当很多草根组织向他们申请资金时，由于全球基金中国项目办对于干预人数和经费投入有严格指标，干预多少人、花多少钱都有一定之规，她这儿只能进行保守分配。不是所有组织都能从她那儿取得资金，能取得的也往往不是巨款。
　　北京项目办自己的办公经费都成问题。根据规定，北京办的办公场所租金标准是每月500元，他们现在租借在一所医院的3间狭小屋子里，每年费用5万，北京办掏了3万，性艾协会帮扶了2万，这才有了安身之所。又根据规定，他们每次租赁会议室的费用是500元，关宝英大为恼火，“500块你让我租哪儿？租个民房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