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官方网站 www.nfcmag.com

　　
　　好似“文革”在台重演
　　《南风窗》：如何看待政论节目里的“语言暴力”？那些“凶巴巴”的吵闹谩骂，甚至到了“羞辱人的地步”， 这种对人不对事的讨论助长了社会暴戾之气，而这样的社会风气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育及公民社会观念的建立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缺乏了互相尊重容忍的精神？
　　黄创夏：所谓的“语言暴力”，并没有那么的严重。首先，台湾的收视习惯因为频道太多了，所以，观众习惯把遥控器拿在手上，一有不适当或不喜听的语言和恶语暴言，就会转台，夸大“语言暴力”的影响力，是不贴切台湾实况的。
　　当然，因为收视率竞争的关系，加上不分蓝绿的极端与积极分子，多数都是社会上较为底层的劳动群众。他们在经济本就弱势，现在更困顿，每天上工充满了愤懑与挫折感。下了班，吃了饭，骂完老婆、打完孩子，洗好澡，还是满肚子火。
　　因应市场需求，台湾的政论来宾就约有三种人，一是真正想要评论的工作者、一是代表政治立场的宣传者，还有就是懂得观众口味的表演工作者，通常后两者居大多数。他们激昂的言论与夸大的手势，就是迎合那些最想要发泄一日挫折的观众，一场戏罢了，其实，并不足以代表是台湾的舆论真貌。
　　《南风窗》：电视政论俨然成为台湾民主化过程最外显的象征。但多数政论节目已成为政论“名嘴”定时上演的批斗大会，大陆常有人发出“‘文化大革命’在台湾重演”之感叹。
　　黄创夏：不必太夸大这样的“文革”说法，请问：1％的激情，能代表全台湾吗？举例说明吧，从2007年马萧配与苏谢配成型后，双方阵营与选举专业机构的民调，就是马英九领先谢长廷达15％到18％。其间，不论是绿卡、去蒋、庄国荣的“小孬孬”、谢长廷的“抓耙仔疑云”，民调从没有变动过。
　　也就是说，虽然政论节目“演”得声嘶力竭，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自有定见，纷乱仅是表象。
　　《南风窗》：摆脱政治力量的介入，节目还有结构性的收视率问题，可否这样认为，收视率主宰政论节目的走向？
　　黄创夏：是有影响，台湾的电视台经营阶层有一句话：“十户订生死”，因为台湾的收视率调查的DATA BASE 仅有约1000户，频道又太多，高达100多个。分配下去，每一个仅1％，也就是“十户”就决定了该节目的广告。所以，既然有稳定的各有10％的蓝绿极端与积极的支持群，远大于1％，政论节目为了最省力，就会走向迎合极端分子，先稳固基本盘。
　　《南风窗》：能不能有这样的假设：只要市场需求存在，现有政论节目就不会消失。除非媒体经营者愿意思考以客观路线扩大市场，或由台湾政治人物负起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台湾的公共论述空间才能纳入多元、对话的有效力量。
　　黄创夏：问题不在于媒体经营者愿不愿意走客观路线，而是，任何社会都一样，越是中道的力量，越会独立判断，越没有忠诚度。要让台湾的公共论述能纳入多元、对话，应该是政府有工具来鼓励整并。当7家24小时新闻台变成两三家时，他们的收视群才会大于蓝绿各自的极端基本盘，才有机会走向多元。
　　这好像台湾的选制改革，过去台北市选20个立委，多席次选制下，走极端的王世坚，只要讨好5％就当选了。但改成“单一选区单席次”后，要当选，就要能获得选区内过半人口的认可，就会产生中道。因为结构改变，周守训得以击败长期经营的王世坚。
　　
　　“政治工具”
　　《南风窗》：该如何理解台湾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在扮演舆论监督角色的过程中，应坚持求真求实，这不是新命题。
　　黄创夏：过去，台湾太夸大媒体的角色了，媒体身为“第四权”，当然该坚持求真求实、冷峻客观。但是，过去是在威权下的垄断，媒体受到压制。今日，却是过多元的放任，媒体并未受到政治力的压制，反而挟着蓝绿极端群众的忠诚阅听，反过来压制了政治。
　　台湾媒体的问题，是太多了，鱼龙混杂，表演者和评论者同处一堂。要让公共空间更理性，应该做的是加强人民“媒体判读”的能力。事实上，从2009年起，台北市的中等学校，就已经加入“媒体判读”的课程，假以时日，当能让表演者与评论者，获得更清晰的面貌，媒体本色与职责，当能因而彰显。
　　《南风窗》：有人说，马英九执政之后，挺蓝色彩鲜明的节目固然像吃了大补丸一样受用，挺绿立场突出的节目则像是碰到瘟神一样受伤，是这样吗？
　　黄创夏：不会，三立电视台反而“第一勇”，因为，深蓝的可以选择TVBS、中天、东森、年代等电视台。深绿的，因民视太弱，集中到三立，所以，三立的收视率，反而因深绿只有一个选择，而稳居第一名。
　　《南风窗》：从目前的经济形势及马英九的执政效果来看，现在的台湾政治还离不开“蓝绿对决”的状态，媒体以及媒体人、名嘴，也就被迫划边了，是这样吗？
　　黄创夏：这样的无奈，完全同意，只有边走边改，摸着石头过河。等到媒体整并真的发生，就能改善。
　　
　　 “转型”和“转性”
　　 《南风窗》：电视台愿意砸钱制播政论节目，他们最大的追求和考虑是什么？
　　黄创夏：成本最低廉。全世界有25家24小时新闻台，台湾就有7家。时段需要材料，就需要养大量的记者，和SNG车等的采访支出，一小时的新闻，成本将以数十万或百万计。但请3个“名嘴”排排坐，一小时才仅一两万元（新台币）。时段填补了，成本又低廉。
　　《南风窗》：“名嘴”们掌握了政治发言权，也逐渐变成现成的“舆论”，甚至形成“名嘴治台”的现象，但政论节目和“名嘴”们也被戏称为“社会乱源”，这不是很矛盾吗？
　　黄创夏：从台湾政治改革的时间尺度来看，就不足为虑了。1970年代，蒋经国推动改革，发起“吹台青”风潮，大量引入留美的台籍精英，这些亲国民党教授，掌握了当时的政治发言权。
　　1980年代，受过美式政治洗礼的留美海归派回台湾，他们开始质疑旧国民党的神话，加上台湾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兴起，政治发言权转移到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上他们勤于写作，攻占报纸言论版，蒋经国时代的“教授”，就被讥为“叫兽”（会叫的野兽）。
　　1990年代，李登辉在夺权过程中，力捧李远哲等台籍新精英，大打“本土化”教条，李远哲系统又掌握了政治发言权，那年代，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讥为“叫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