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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神秘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与超越对象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之中，世界与自我都会遭到绝对的否定，人的个性被分解、消散，最终被吸入与那无限神性的合一之中。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权力、利益与信仰之间那种奇特的整合形式，是基于权力、利益的私人化信仰。伟人是一精神个体，而对伟人的信仰也是个体的选择，至于那些借用了这种私人化信仰来表达私人目的的说事者，最终也还是出离不了私人利益的驱动。
　　不过，说到底，公共权力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私人的信仰方式，很容易把个己的信仰交由其他权力关系来予以表达。这就构成了权力的合法性奥秘，以及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互惠关系。因为，这一权力本身，也是私人的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所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信仰者，他们最喜欢的，依然是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信奉”、信仰只为个己的奇怪信仰了。
　　
　　信仰的信仰
　　回归传统的祖宗崇拜和圣人信仰，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本质却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总集。因此，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传统中国信仰之所以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可象征着当代中国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既不以个人为主，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而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中国的神人、圣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但它却能使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呈现一种与家族、伦理、社会、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退居其次。它会基于信仰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具体表达为不同的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毛泽东信仰现象，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政治学”的现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隐喻”和实践方式，进而展开对国家、政治、权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批判。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要义。所以，“信仰政治”现象，已逐渐进入当代中国信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领域。
　　作为权力、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中国“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架，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这种信仰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发挥，真正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信仰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信仰关系的社会性理解，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信仰及其关系结构，应当是当代中国“信仰政治学”乃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目标。其中，关于“信仰”在中国政治、思想、精神关怀方式方面的能动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信仰在宗教领域中是神圣良知，在社会领域中是人际交往关系，在权力领域中则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么？依旧是中国人的信仰重建的关键。作为神圣良知来信仰的，可为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人际交往方法来信奉的，可为中国的社会交往建构理想型的社会资本；而作为权力运作合法性机制来加以利用的，则可能会增加中国政治运作的成本。
　　人们应当清醒的是，“佛陀菩萨＋毛泽东信仰”，可能是红色信仰的民间化路径，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信仰方式而已。至于毛泽东信仰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则可能是建构当代中国信仰格局的一条必经之路。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