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冲绳诉讼——专访日本《世界》杂志主编冈本厚
作者:胡冬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3-11
浏览:1503
这些罄竹难书的战争记忆由此深埋在冲绳居民的身体中,成为冲绳人思考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的今天的重要的原动力。70年代,“生命是宝”就作为战争记忆的语言表现而广为流传。这句话是多么沉重,它凝结了冲绳人在冲绳战中惨痛的记忆和由此而对生命的无限珍视和为了捍卫生命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冲绳人民决心不再受日本国家的摆布,他们认真总结战争经验,告诫孩子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但像这次以“名誉损害”为名目展开的诉讼所象征的一样,近年来,在日本有一些势力企图推翻这一切。企图改写战争中日本军队和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复活。特别是强调日本军队没有强制居民自决等说法,与战前的说法非常相近。
《南风窗》:10月31日判决胜诉的那天,我们正好在成蹊大学开有关冲绳和中国纪录片的研讨会,下午判决出来时,会场上,有几个做冲绳研究的老师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上新闻速报的画面向大家报告,“胜了!”“胜了!”会场上一片兴奋的骚动。但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就报道,前一天在我们为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先生胜诉而高兴时,防卫省的田母神俊雄航空幕僚长为了使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发表了“说我们国家是侵略国家真是冤枉”的论文。论文的发表和胜诉判决在同一天下午,甚至让人觉得不像偶然。不得不使人感到近年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一股潜流在蠢蠢欲动。
冈本:田母神幕僚长论文的历史观与此次诉讼原告一方的基本相同。就是不问事实,而只关注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日本被说成一个侵略国家,所以老抬不起头。那么就企图修改历史。当然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并不只发生在日本,在欧洲也有。特别是现在在全球化当中,大家都想让国民性复活,虽然普遍感到身份认同的话语很难创造,但大家还是试图创造各个民族诞生的神话,以达到重新统合国民的目的。
《南风窗》: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冲绳札记》里也提到“自己是否能改变为与这样的日本人(守备队长)不同的日本人”的问题,我想,大江先生在70年代初发出的日本通过重新思考冲绳而达到内省的呼吁,在现在大家所谓的“普遍的认同危机”面前,也不乏警世作用。无论何种时代,危机和可能性永远并存。
另外,关于对此次诉讼的评价,比如名誉损害、军队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您如何评价?
冈本:此次诉讼争论的焦点已经是63年前发生的事情,关于它的真实性,比如军队是否向居民下达“集团自决”的命令,可能很难证明。但此次还是出现了宝贵的新证言。座间味岛的80岁的宫平春子作证,她作为日本军队协助人员的哥哥对他们全家说“军队的命令,敌人(美军)一登陆,大家就一起玉碎(自杀)”。这是对事实的新的证据。
关于名誉损害,被告一方的《冲绳札记》书籍中对原告军人的描述,因为军人是公务员,属于公众人物,应具有公众利益,不具有违法性。
此次判决中认定日本军队作出的“以军民一体为大方针的强制命令”,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判决。
日本人如何看待冲绳
《南风窗》:一直以来,中国大陆对日本和冲绳问题的传达都比较类型化,每次有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出现时,中国这边也会有类似“日本的右翼又活动了”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对冲绳问题的关心比较薄弱。日本国内的传达情况如何呢?
冈本:日本本土和冲绳的关注的温度差一直就存在。冲绳历史上一直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化圈,当然地处偏僻,2009年是萨摩藩入侵冲绳400周年。从一些当时军队的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冲绳人的不信任感,觉得他们不尊敬天皇。说方言的冲绳人被当作间谍处刑。
除了冲绳人之外,冲绳战中还有大量朝鲜军夫和慰安妇成了牺牲品。
在日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经验,已经成了一种国民共通的记忆,但冲绳战的经验,却还没成为这样共通的经验。本土的日本人对冲绳还是缺乏了解,每年那么多游客来旅游,但只知道这是个让人陶醉的观光岛屿。在这种气氛中,冲绳人也不太容易能找到述说过去那些惨痛经验的方式。对冲绳人和朝鲜人,战后日本本土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冲绳人大多住在川崎和大阪周边的一些聚居地。
《南风窗》:但我觉得冲绳人现在已经积极地在向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今年(2008年)6月23日在那霸去参加冲绳战“慰灵日”的纪念活动的路上,碰到一位出租车的司机。他向我展示了他自己准备的一份“冲绳战洞窟牺牲地图”。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明一个又一个冲绳战中发生惨重牺牲的洞窟位置。他就这样每天一边工作,一边向他的乘客讲述冲绳战的记录的一部分。
冈本:对,还有一位叫糸数庆子的女性,原来是个旅游车的导游,后来就自己学习一些冲绳反战的历史和知识。现在是众议院的议员,在国会上发出冲绳的声音。
《南风窗》:还有去年(2007年)9月29日冲绳11万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篡改教科书中有关冲绳战的描述,这些都让我感到冲绳人的积极性。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每天就是在他自己工作的那么一点天地里,也是他的“现场”,在发出信息。而我们从中国看冲绳时,在多大程度上能感受到这种“现场性”,还是一个问题。
冈本:当时还是安倍首相,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掉冲绳战中关于军队责任的描述。但在冲绳,即使是在保守圈子内,大多数人都有冲绳战的饥饿和死亡的共同记忆,所以,政府的这一举措,一下子点燃了冲绳民众的反抗运动。如果是基地问题,可能都聚集不了这么多人参加,因为有基地经济等微妙的要素夹在其间。但这次教科书问题的集会,已经超越了一切使冲绳人犹豫的可能。政府也吃惊不小,不得不动了起来。前面提到,关于冲绳战的记忆问题,是面向日本国内的,它多少促使日本人思考一直以来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对日本侵略的感受。战争带给人的创伤是极具象征性的,它不会因为有人把争论的焦点引到伤亡的具体人数等问题上,就改变其性质。如果有人提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可以因为伤亡人数的变化而改变,那日本人也会受不了吧。
《南风窗》:我想起冲绳战中的32军,是从中国战场上撤下来的。
冈本:是的。我把这称之为“侵略和防卫战争的交错”。这次诉讼的原告之一的梅泽裕就曾在中国战场呆过5年,这些军队的士兵看冲绳居民的目光都不一样。
《南风窗》:对,有调查说,大家惊异于这些有中国战场经验的士兵们何以如此残暴。这也让我想起,大江健三郎先生提到的“天皇制国家—军队—32军”的这种纵向结构。
冈本:对,《冲绳札记》中并没有提到原告守备队长的名字。他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但他是这个结构里,唯一有可能阻止这一切(下达集团自决命令)的人。
《南风窗》:对,好像大江先生在法庭陈述中提到,如果当时守备队长阻止了这一切,他就有必要写上他的名字。还是应该对这个唯一有可能阻止惨剧发生的人作出追究。特别是在现在,日本要把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的时代。
《南风窗》:10月31日判决胜诉的那天,我们正好在成蹊大学开有关冲绳和中国纪录片的研讨会,下午判决出来时,会场上,有几个做冲绳研究的老师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上新闻速报的画面向大家报告,“胜了!”“胜了!”会场上一片兴奋的骚动。但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就报道,前一天在我们为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先生胜诉而高兴时,防卫省的田母神俊雄航空幕僚长为了使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发表了“说我们国家是侵略国家真是冤枉”的论文。论文的发表和胜诉判决在同一天下午,甚至让人觉得不像偶然。不得不使人感到近年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一股潜流在蠢蠢欲动。
冈本:田母神幕僚长论文的历史观与此次诉讼原告一方的基本相同。就是不问事实,而只关注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日本被说成一个侵略国家,所以老抬不起头。那么就企图修改历史。当然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并不只发生在日本,在欧洲也有。特别是现在在全球化当中,大家都想让国民性复活,虽然普遍感到身份认同的话语很难创造,但大家还是试图创造各个民族诞生的神话,以达到重新统合国民的目的。
《南风窗》: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冲绳札记》里也提到“自己是否能改变为与这样的日本人(守备队长)不同的日本人”的问题,我想,大江先生在70年代初发出的日本通过重新思考冲绳而达到内省的呼吁,在现在大家所谓的“普遍的认同危机”面前,也不乏警世作用。无论何种时代,危机和可能性永远并存。
另外,关于对此次诉讼的评价,比如名誉损害、军队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您如何评价?
冈本:此次诉讼争论的焦点已经是63年前发生的事情,关于它的真实性,比如军队是否向居民下达“集团自决”的命令,可能很难证明。但此次还是出现了宝贵的新证言。座间味岛的80岁的宫平春子作证,她作为日本军队协助人员的哥哥对他们全家说“军队的命令,敌人(美军)一登陆,大家就一起玉碎(自杀)”。这是对事实的新的证据。
关于名誉损害,被告一方的《冲绳札记》书籍中对原告军人的描述,因为军人是公务员,属于公众人物,应具有公众利益,不具有违法性。
此次判决中认定日本军队作出的“以军民一体为大方针的强制命令”,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判决。
日本人如何看待冲绳
《南风窗》:一直以来,中国大陆对日本和冲绳问题的传达都比较类型化,每次有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出现时,中国这边也会有类似“日本的右翼又活动了”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对冲绳问题的关心比较薄弱。日本国内的传达情况如何呢?
冈本:日本本土和冲绳的关注的温度差一直就存在。冲绳历史上一直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化圈,当然地处偏僻,2009年是萨摩藩入侵冲绳400周年。从一些当时军队的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冲绳人的不信任感,觉得他们不尊敬天皇。说方言的冲绳人被当作间谍处刑。
除了冲绳人之外,冲绳战中还有大量朝鲜军夫和慰安妇成了牺牲品。
在日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经验,已经成了一种国民共通的记忆,但冲绳战的经验,却还没成为这样共通的经验。本土的日本人对冲绳还是缺乏了解,每年那么多游客来旅游,但只知道这是个让人陶醉的观光岛屿。在这种气氛中,冲绳人也不太容易能找到述说过去那些惨痛经验的方式。对冲绳人和朝鲜人,战后日本本土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冲绳人大多住在川崎和大阪周边的一些聚居地。
《南风窗》:但我觉得冲绳人现在已经积极地在向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今年(2008年)6月23日在那霸去参加冲绳战“慰灵日”的纪念活动的路上,碰到一位出租车的司机。他向我展示了他自己准备的一份“冲绳战洞窟牺牲地图”。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明一个又一个冲绳战中发生惨重牺牲的洞窟位置。他就这样每天一边工作,一边向他的乘客讲述冲绳战的记录的一部分。
冈本:对,还有一位叫糸数庆子的女性,原来是个旅游车的导游,后来就自己学习一些冲绳反战的历史和知识。现在是众议院的议员,在国会上发出冲绳的声音。
《南风窗》:还有去年(2007年)9月29日冲绳11万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篡改教科书中有关冲绳战的描述,这些都让我感到冲绳人的积极性。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司机,每天就是在他自己工作的那么一点天地里,也是他的“现场”,在发出信息。而我们从中国看冲绳时,在多大程度上能感受到这种“现场性”,还是一个问题。
冈本:当时还是安倍首相,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掉冲绳战中关于军队责任的描述。但在冲绳,即使是在保守圈子内,大多数人都有冲绳战的饥饿和死亡的共同记忆,所以,政府的这一举措,一下子点燃了冲绳民众的反抗运动。如果是基地问题,可能都聚集不了这么多人参加,因为有基地经济等微妙的要素夹在其间。但这次教科书问题的集会,已经超越了一切使冲绳人犹豫的可能。政府也吃惊不小,不得不动了起来。前面提到,关于冲绳战的记忆问题,是面向日本国内的,它多少促使日本人思考一直以来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对日本侵略的感受。战争带给人的创伤是极具象征性的,它不会因为有人把争论的焦点引到伤亡的具体人数等问题上,就改变其性质。如果有人提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可以因为伤亡人数的变化而改变,那日本人也会受不了吧。
《南风窗》:我想起冲绳战中的32军,是从中国战场上撤下来的。
冈本:是的。我把这称之为“侵略和防卫战争的交错”。这次诉讼的原告之一的梅泽裕就曾在中国战场呆过5年,这些军队的士兵看冲绳居民的目光都不一样。
《南风窗》:对,有调查说,大家惊异于这些有中国战场经验的士兵们何以如此残暴。这也让我想起,大江健三郎先生提到的“天皇制国家—军队—32军”的这种纵向结构。
冈本:对,《冲绳札记》中并没有提到原告守备队长的名字。他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但他是这个结构里,唯一有可能阻止这一切(下达集团自决命令)的人。
《南风窗》:对,好像大江先生在法庭陈述中提到,如果当时守备队长阻止了这一切,他就有必要写上他的名字。还是应该对这个唯一有可能阻止惨剧发生的人作出追究。特别是在现在,日本要把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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